过去几年，有关药品专利和印度试图保护和管理国内市场的新闻已经引发了世界各地知识产权观察人士、特别是制药行业人士的关注。
其中较为知名的进展包括印度对一项专利药物颁发强制许可，以及瑞士制药巨头诺华提出的质疑印度专利法的漫长诉讼。
从今年到目前的进展来看，制药行业的知识产权问题和改善药品获取的努力——不只是在印度，也包括在南非——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似乎注定还会牢牢抓住观察人士的眼球。
首先，据称来自美国制药企业默克公司的一封电子邮件成为媒体报道的主题。该邮件详细描述了一项意图破坏南非专利改革计划的行动。
这封邮件是由知识生态国际(KEI)公布的。
当为改善药品获取而四处奔走的民间团体仍在指责上述行动及行动背后的策划者时，德国最大制药企业拜耳公司的CEO却发表言论称该公司的抗肿瘤药物多吉美(Nexavar)是为“能够负担该昂贵药品的西方病人”研发的，而非为了“印度市场”。这一言论引发了震惊且沮丧的活动人士的严厉批评。
拜耳对其药品在印度被颁发强制许可极为震怒，其CEO马金.德克斯(Marijn Dekkers)称，印度的决定“有着极强的政治动机，而且在本质上……就是偷窃”。
无国界医生组织(MSF)政策主管兼分析师罗希特.马帕尼(Rohit Malpani)完全不同意上述解释。他对记者说道：“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规则以及已经落实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印度国内法律。”去年，马帕尼曾在美国国会有关印度贸易政策的一场听证会上出席作证。
德克斯认为，颁发强制许可和缺乏专利保护将破坏制药行业的创新。而一些观察人士提出，对大多数人都无法负担的药品颁发强制许可或将削弱拜耳等企业的资源或对其研发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知识产权、制药企业和公共健康》一书的合编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科恩.沙德伦教授(Ken Shadlen)则表示：“我认为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一国因为某种药品价格过高销量过少而对其颁发强制许可这一做法会对创新产生巨大影响。”
尽管承认影响将较为微小，但拜耳在一份书面回应中称，他们担心的是产生扩散效应，“多重扩散将引发整个行业面临普遍的威胁”。
“从经济角度看来，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广泛影响，但如果未来涉及更多产品，结果可能会不一样。”拜耳还补充说，如果印度等国家被其他国家视为“榜样”，“一些司法辖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就将被削弱”。
这或许就将成为一个转折时刻，因此基于研发的大型制药企业才表示严重关切。改革的趋势已然显现——南非已经采取措施修订该国专利法，希望借此解决对药品价格的担忧。
而且，诸如印度、中国、南非和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有可能发展成大型药企需关注的高收益市场，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一直持续增长。鉴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马帕尼说道：“制药企业对印度设立的先例表示担忧，他们希望长期阻止这些国家落实保护公共健康的此类政策。”
这与大型药企希望保持自身营利且目前依旧值得信任的商业模式的愿望是一致的。这种模式正是由专利体系所保证，也是制药企业所拼命维系的。大型药企认为必须不惜花费任何代价阻止他人挑战对其有利的部署，包括通过屡试不爽的政治施压。
例如，本月，美国商会就已呼吁美国政府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加大对印度施压，希望以此阻止印度企业生产受专利保护药物的廉价版本。美国已经将印度列入“优先观察国名单”。该榜单所列国家皆为美国认为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力需要进行密切关注的。
美国商会现在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将印度列为“优先指定国家”，也就是将印度列为世界上保护知识产权最为不力的国家榜单。
与此同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在上周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听证会，调查印度的贸易和投资举措。听证会邀请了与此事相关的各个方面的驻美发言人。
政府之间进行利益交换很常见，尤其在处理贸易问题时。所以有些人提出，印度和南非是否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尤其在西方国家政府的压力下。
沙德伦对此表示：“很显然很难，因为这中间涉及政府间的关系和许多问题。印度政府已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抗住了压力。我不认为印度政策因为个别企业的反对和外部压力就会发生重大改变。”
而对于南非来说，南非已经不是第一次作为制药企业的联合攻击目标了：在21世纪到来之际，39家主要跨国企业就因南非颁布了一项使药品价格更为低廉的法律而将该国政府告上法庭。南非政府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最后在2001年，迫于公众和欧洲政府的压力，这些企业放弃了诉讼。
眼下随着南非正准备实行重大的专利改革，比勒陀利亚政府似乎再一次展示了自己的决心。该国贸易部长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他们正寻求“在创新、可负担的药品和更新南非知识产权体制之间达成平衡”。
这一次，同样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南非的立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Margaret Chan)对南非给予强烈声援，明确表示“任何政府在为公共健康做正确的事情时都不应受到利害相关方的恐吓”。
南非的力图改革和印度的专利争议都是有关药品价格的一场更大争议的一部分。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些措施都是因为政府强烈地意识到了更新医疗体系、扩大药品获取的必要性。
同时，引发品牌制药企业担忧的其他因素也从更接近他们本土的地方爆发：许多西方国家还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一些国家还有可能更深地陷入经济下滑的泥淖中，这些国家可能也已注意到印度采取的措施已经大幅拉低了药品价格。
马帕尼说道：“发达国家的公民也许会问，在药品的可承受性已经成为每个医疗保健体系如此核心问题的情况下，为何他们本国政府不采取与印度类似的措施?”
实际上，发达国家也许已经勒紧了裤腰带。沙德伦指出：“大型制药企业正面临在经合组织(OECD)许多成员国降低药品价格的压力，在这些国家，开支问题正迫使政府就降低药品价格开展谈判”。
总部位于发达国家的大型药企一直能够依赖于美国和欧洲这些他们最看重的市场对他们利益的保护。正如拜耳在回复中所说的，药企正是希望在这些地方“从昂贵药品中收到回报”。任何对这种部署的削弱都将被视为对整个行业利益的损害。
整个事件以及政府和制药企业的回应实际上是1995年生效的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一个遗患。当发展中国家开始在他们所签订协议的限制框架下想办法为国民确保可负担得起的药物时，就发生了人们在印度看到的一幕——质疑专利体制并引发法律争议。
印度针对大型药企采取的行动使这个国家被许多人认为是游戏规则变更者。或是通过拒不给予专利(例如在诺华公司的格列卫一案中)，或是对受专利保护药物颁发强制许可(例如对拜耳的多吉美)，印度已经成功将一些价位极高的药品逼入绝境。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为希望沿此道路走下去的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如果更多发展中国家真的发起改革，发达国家也颁布措施降低药品价格，那将是大型药企面临的关键时刻，迫使他们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包括将关注重点从高边际收益转向更大销量。
尽管承认“过去十年有一些好的尝试”，但是马帕尼坚称，印度和南非等国有义务“继续关注自己国民的需求，因为药企本身肯定不会停止对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规则施加无穷无尽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