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盛某、费某、朱某等人为进行传销活动，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注册成立一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策划推行所谓Ｂ股销售计划，并规定：凡购买公司一套价值人民币９８０元至１２００元的产品，可限配１０股Ｂ股，每股人民币２８０元；从开票日计算，满１个月返还人民币２０元，满２个月返还人民币８０元，满３个月返还人民币１４０元。为消除认股者对此高额回报提出的疑问，四人对外谎称，Ｂ股的高额返利来自美国公司支付的广告费。２００２年４月，该公司被工商管理部门依法取缔，并认定该公司非法经营额２８万余元，对其没收传销所得９万余元并处罚款１万元。之后，四人因无法向认股者提供回报，躲避他处，相继被公安机关抓获，并被起诉至法院。经审计，该公司非法传销经营额为１２９万余元。
对本案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理争议不大，主要问题在于本案审理过程中，有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该公司曾因进行传销活动被工商机关处罚过，根据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已被工商机关处罚过的非法经营额２８万余元这部分应从１２９万余元的犯罪总额中扣除。法院的判决没有采纳这一观点。
那么，法院的判决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呢？笔者认为，对已被工商机关处罚过的非法传销数额部分仍然予以刑事追究，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理由如下?
就一事不再罚原则而言，在刑法理论上有一个等价的术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即在定罪量刑时，禁止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予以二次或二次以上的法律评价。具体来说，应包括三个基本要求：第一，在某种因素（如行为、结果等）已经被评价为一个犯罪的事实根据时，不能再将该因素作为另一个犯罪的事实根据；第二，在某种严重或者恶劣情节已经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予以评价时，不能再将该情节作为从重量刑的根据；第三，在某种严重情节已经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予以评价时，不能再将该情节作为在升格的法定刑内从重量刑的根据。
笔者认为，要理解一事不再罚原则，首先应当论及与其相联系的“处罚竞合问题”。处罚竞合又称双重处罚或双重制裁，是指同一行为同时受到刑事与行政或民事两种处罚。对于处罚竞合，刑法学界存有两种观点：一是肯定说，认为双重处罚应予承认，因为一事不再罚中的两次处罚，通常是指性质相同的两种处罚，比如因同一罪行被判两次刑罚，并都予以执行；而同时给予行为人的刑事与行政或民事两种处罚，则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处罚措施，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存在的，并不发生二者择一的问题，当然也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二是否定说，认为双重处罚应当禁止。这一观点曾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得到体现。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这里的“未经处理”，到底是仅限于受过刑事处罚，还是既未受过刑事处罚也未受过行政处理？在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里有与上述刑法条款完全相同的规定。对此规定，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在１９８９年的联合司法解释中指出：多次贪污未经处理，是指两次以上（含两次）的贪污行为，既没有受到刑事处罚（包括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也没有受过行政处理。其言下之意，是对于已经受过行政处理的贪污数额，不能再作为刑事处罚的依据。对于这一司法解释中所持的“否定说”，理论界也有人表示赞同。
笔者赞同“肯定说”的观点，认为禁止重复评价中的“评价”只能是相同性质的评价，行为人可以因同一犯罪构成事实而受到两次不同性质的处罚。也就是说，对同一犯罪可以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追究其他法律责任。如行为人既受刑罚处罚，又受行政处罚，或者先受刑罚处罚，后受行政处罚，或者先受行政处罚，后受刑罚处罚都是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其实就行政犯（所谓行政犯，又称法定犯，是指违反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范，并由行政法规中的刑事罚则所规定的犯罪）而言，通常会既受刑事处罚又受行政处罚。如商标法第四十条规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包括擅自制造或者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除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可以并处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属于行政犯，因而在工商机关对传销行为处理后，并不影响司法机关对这一部分传销数额继续进行刑事追究。当然，在某种法律制裁的功能、目的与刑罚的功能、目的有交叉重叠之处的情况下，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司法机关在科处刑罚时也应考虑到被告人已受到的法律制裁。如本案中，由于工商机关已对行为人的传销行为处以罚款，那么，法院在对其判处罚金时应考虑到这一处罚事实。至于自然犯中，对于一般主体的犯罪既科处刑罚又给予行政处罚的并不普遍，但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通常也会处以行政与刑事两种处罚。
应当说，在处罚竞合的情况下实行双重处罚，从形式上来看是一种重复评价，但由于这里的评价分别由不同的机关作出，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与一事不再罚原则并不存在冲突。
李长坤 沈 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