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民事诉讼，故其调解与单纯的民事诉讼有所不同。正确认识和把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特点，对于有效贯彻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刑罚的公平与正义，挽回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申诉和上访，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与单纯的民事诉讼调解相比较，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应正确认识和把握此类案件的几个特点：
一是依附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只能依存于刑事诉讼活动，受刑事诉讼活动的制约，原则上应与刑事诉讼一并进行，不论调解能否成立，均应与刑事部分一并判决，而不是对调解成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另行单独制作调解书。虽然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在刑事案件审判后，可以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但从实践看，分开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真正能调解结案的，为数极少。因此，作为个别情况，分开审理并不影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依附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应始终围绕刑事诉讼这一主线，着眼于刑事诉讼问题的解决来进行，而不能本末倒置，偏离重心，采用纯民事诉讼的调解方法，追求不切合实际甚至难以达到的调解结案效果。
二是兼容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兼涵刑事、民事双重内容的特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离开了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必须兼顾刑事诉讼，使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相容相济，相得益彰。一般来说，被告人赔偿越积极、越主动，赔付的越多，其对行为危害的弥补和对被害人精神创伤的弥合程度就越大、越强，从而得到被害人谅解和法律宽恕的可能性就越大。鉴于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绝不是孤立的、割裂式的，只有将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实行兼容，通过调解使二者在法律与情理上得到互补，才可能达到被告人服判、被害人息诉的良性效果。
三是局限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些限制性因素主要表现在：1.案件性质。如果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系存疑无罪，或依照法律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的，由于缺乏刑事责任的前提，附带民事诉讼也因此失去了基础，故不允许对之进行调解。2.案件情节。如果被告人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又无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难以形成互补，缺乏应有的兼容性，故不应对之进行调解。3.当事人的能力与愿望。如果被告人无支付赔偿的能力，或其支付的赔偿数额不能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或被告人拒不赔偿，被害人拒绝调解等，由于缺乏调解的主客观基础，故不再对之进行调解。4.社会舆论及社情民意。如果案件广为社会关注，因调解可能造成“拿钱买命”、“以钱赎刑”等不良社会评价和影响的，也不宜对之进行调解。
四是间接性。除了当庭调解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通常不是在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直接进行，而是在当事人的亲属、朋友等之间进行。这是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通常处于羁押状态，除庭审期间，不可能与被害人面对面地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也不可能独立完成赔偿责任，对被害人的赔偿，只能由其亲属、朋友等代为完成;被害人则因死亡、重伤等原因而难以直接参与调解活动，其赔偿诉请往往由其法定代理人等代为实施。调解的间接性，一方面为有效解决赔偿事宜提供了有利条件与可能;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绕开当事人，违背当事人意愿，侵害当事人利益的现象。为此，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被告人亲友等代为赔偿的，不仅要求代偿人完全出于自愿，而且还应要求被告人对此予以认同。如果代偿人仅给予“空头”承诺，或被告人坚决反对亲友代为赔偿的，则应终止调解，依法判决。二是被害人对刑事责任的谅解和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撤诉，必须出于自愿，并由其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签字认可。如其表现出异议或犹豫，则不可勉强，应查明情况，分析原因，妥善处理。
五是合法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必须在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能撇开法律完全按照当事人的意愿，以调解论定性、论量刑，更不能以调解替代刑事判决。所谓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调解，就是把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愿望纳入刑法规定的范围内来解决，使当事人愿望的实现符合法律规定。例如，某一故意杀人案的自首，按其犯罪情节，属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仅其自首尚不足以对之从轻处罚，但经过调解，被告人家属给被害人以积极的赔偿，求得了被害人家属一定程度的谅解，使其法定的自首从轻情节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即可将被告人作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这里，被告人愿望的实现不仅符合刑法有关自首从轻的规定，而且判处结果也能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并能得到被害人一方的认同，由此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以有机统一。
六是期待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内容的实现应以刑事判决的生效为前提，赔偿的实际支付是期待性的，而不是即时性的。以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依附性、兼容性特点表明，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量刑，势必在刑事判决中有所反映和体现。而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人还可能上诉，检察机关也可能抗诉，判处死缓的，还需报请高级法院复核，刑事判决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甚至面临着被上级法院发还、改判的可能。在此情形下，如果要求被告人，特别是被告人的亲友支付赔偿款，不仅不可能，而且也不现实。尤其是对于被告人亲友交由法院管控的赔偿款，如果在判决未生效的情况下预先支付给被害人，不仅有违被告人及其亲友的调解意愿，而且极易造成因刑事案件发还、改判而出现的被动。对此，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