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此可以作以下理解：
1、据以定罪的证据均亦查证属实；
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
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
4、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我们认为，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是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抑或彼罪。其次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是二元化，而不应仅是“客观真实”或者“法律真实”的一元化实体标准。二元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应包括：一是实体标准，即应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实体标准，我们称之为要件说；二是程序标准，即应以司法机关的诉讼证明活动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进行，也就是说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犯罪构成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为成立犯罪所必须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总和。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主客观要件符合刑事法律规定，并具有社会危害性，则行为构成犯罪，依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属公民的自由行为。可见，犯罪构成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最为直接、明了的界限或标准。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行为人罪与非罪，此罪抑或彼罪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刑事诉讼证明的实体标准是科学的立法界定。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还有以下理由可以作为明证。
首先，犯罪构成要件是立法者在对每一罪名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归纳、总结的基础之上，对人类行为客观事实的法律化。即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即是对行为危害性充分认识后以法条的形式公布于众。刑事犯罪构成要件就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是一种客观真实的法律化。因此，以是否具备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又与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相一致。
其次，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诉讼证明标准，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罪刑法定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高度概括。这一原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特权过程中确立的基本刑法观，后来逐渐演化为世界刑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的任务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在诉讼活动中，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活动，揭示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一罪名的构成要件，并决定是否科处刑罚。在法治文明日渐发达的今日，任何决定对行为科刑处罚的裁决都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只有符合特定罪名构成要件的行为才是刑事诉讼所要揭示的行为。
第三、从司法实践来看，任何司法活动都是一个三段论式的判断活动公安机关根据自己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事实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这些查明的客观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如果符合，则将案件材料移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实体上不符合某罪的构成要件，程序上不符合起诉条件，则做出不起诉决定或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如果实体上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程序上不存在违法之处，则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审判机关更是注重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是否符合某一犯罪的犯罪构成，符合则做出有罪判决，不符合则做出无罪判决。可见，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均是围绕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而展开，司法实践中的活动表明，只有犯罪构成才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且这一标准也为证据的调查和运用指明了方向，具有简明扼要、操作性强的特点。
第四，从我国立法上看，《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是一种共识。但由于对该条理解的偏差，引发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大争论。笔者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理解为通过诉讼活动，控辩双方充分运用诉讼手段，根据法院确认的证据所证实的案件事实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应着重在“清楚”的程度上必须达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即是否具备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应纠缠于查清的事实是法律上的真实还是客观的原本事实。
简单一点理解，其实刑事诉讼法当中的证明标准也就是要求案件的事实必须清楚，证据必须是确实充分的。也就是说，首先证据方面的收集都是合法的，而且对案件的证明结局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量刑定罪的。
证据能力是指能否在审判中用来证明控辩双方所主张的、并且必须由审判人员加以判断的事实，也就是有无充当证据的资格，在英美证据法上，又称为证据的可采性。
明确证据能力的意义在于：
1、没有证据能力的材料，不得在法庭审理的证据调查阶段提出来进行调查，不仅控辩双方不能请求进行调查，法官也不得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
2、控方或辩方对于相对方请求在法庭上调查的某一材料的证据能力存有异议的，原则上应当在法庭审理以前申请排除，由法官作出是否排除的决定；
3、经过法庭调查后判明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法庭应当依职权或者应当事人的异议声明予以排除；
4、审判人员不得把没有证据能为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如有违反，因此受到损害的一方可以上诉。
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可以由法律加以限制，如规定违法方法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等。一般来说，英美法系国家基于陪审团审判和当事人举证原则，对于证据能力限制较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实体真实主义和职积调查原则，对于证据能力的限制较少。当然，法律上的限制主要是涉及到当事人利益的一些证据，并不是说法律上没有限制的材料，就一定都有证据能力。某些材料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或者由于违反程序禁止的规定，也不应该有证据能力，比如反映制作人主张的有关诉讼文书（起诉书、辩护词等）、推测、明显缺乏关联性的材料以及调查程序无效的证据（未经鉴定人签名的鉴定结论等）。
证明力又被称为证据价值，它是指证据在认定事实上发生作用的力量，即证据对于事实的裁判者形成心证的影响力，包括证据的可信性和狭义的证明力两个方面。前者指撇开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系而言，证据本身是否值得相信；后者指同待证事实的关系上，证据能否证明待证事实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证明待证事实；证据有无证明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不同证据各不相同，如果法律预先规定，不利于发现实体真实，因此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证明力原则上由审判人员自由判断。
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区别在于：证据能力是从形式上解决证据资格问题，证明力则是从实质上解决证据有无价值以及有多大价值的问题。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不一定有证明力，如被告人的口供虽然出于本人的自愿，但却是虚假的；而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可能具有证明力，如运用刑讯的方法获得的真实口供。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既有证据能力，又有证明力。审判人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应当先审查证据有无证据能力，然后再对确认有证据能力的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判断，对于没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不必考虑其有无证明力。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参加的审判程序中，关于证据能力的问题，由职业法官裁定；证明力则由陪审团本着理性和经验自由判断。在大陆法系及我国的参审制下，证据能力与证明力都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审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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