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强调律师辩护可以不受被告人意志的制约，那么，各种令人错愕不已的辩护现象就出现了：面对当庭认罪的被告人，一些辩护律师丝毫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庭前形成的无罪辩护思路，继续宣读事先写好的无罪辩护意见；面对当庭拒不认罪甚至提出明确的无罪辩护意见的被告人，部分辩护律师仍然提出“对本国人构成犯罪不持异议”，而建议法庭采纳某些法定的或酌定的量刑情节，以说服法庭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裁判结论。两位开庭前就形成不同辩护思路的律师，当庭互不服软，“各唱各的调”，分别向法庭提出了无罪辩护意见和有罪辩护观点。
这种辩护律师与委托人观点对立、辩护律师相互间立场相左的现象，通常难以达到较好的辩护效果。公诉方会很自然地将被告人认罪、律师做有罪辩护的情况，视为支持本方公诉主张的佐证，从而对那些无罪辩护意见进行有力的反驳，辩护方等于自行为公诉方提供了进攻本方的武器。这种情况下的无罪辩护意见显得既是无力的又是可笑的。被告人面对与自己观点迥异的辩护律师，甚至面对两位“大唱对台戏”的辩护律师，无论提出怎样的诉讼观点，都难以摆脱辩护效果相互抵消的命运。而面对辩护方自相矛盾的辩护立场，法官通常都会产生困惑，无法对这些辩护观点进行适当的评价，甚至会认为那些与被告人立场对立的辩护律师，不是为委托人的利益而辩护，而是利用法庭来发表自己的法律观点甚至政治见解，对其辩护徒生反感之心。除非法官对律师辩护时漠不关心的，否则，那些负责任的法官会反问辩护律师：究竟什么才是“辩护方”的观点？
律师的这种“独立辩护”也容易挑战人们的常识和经验。按照常理，律师是在接受被告人委托、接纳被告人诉讼费的前提下从事辩护活动的，如果律师置委托人的想法于不顾，在不与委托人协商、不征得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提出与委托人不一致的辩护观点，这难道是忠诚于委托人利益的表现吗？在辩护方“同室操戈”、“自乱阵营”的情况下，律师的“独立辩护”岂不变成自说自话的法庭表演了吗？
如此看来，律师按照“独立辩护人”的思路从事辩护活动，不仅难以达到较为理想的辩护效果，而且还会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所谓“独立辩护人”的观点，确实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正本清源，对其利弊得失进行反思性检讨，对其适用的限度加以准确的界定。
2．独立辩护及其限度
所谓“独立辩护人”的思想，其实是把那些委托律师辩护的被告人想象成自私自利的、非理性的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当事人，强调律师不受委托人意志的约束、观点的左右和观点的摆布，而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诉讼活动，向司法机关提出独立的法律观点。换言之，即便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律师也不必听从委托人的意思，而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因为对于律师辩护而言，作为案件亲历者的被告人，可以提供案件事实的基本情况，律师可以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来源。至于律师究竟选择怎样的辩护思路，则不是委托人所能左右的事情。尤其是对案件的法律评价和法律适用问题，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不必受制于那些作为法律外行的委托人。这一点，与医生向患者了解病情却可以独立开药方的情形颇为相似。甚至在更多情况下，律师的辩护思路一旦形成，还需要向被告人加以解释和引导，说服其接受这一思路，并选择与这一思路协调一致的诉讼立场。这说明，律师的独立辩护还具有主导委托人诉讼立场的效果。
律师之所以具有独立辩护人的地位，除了有委托人无力自行维护其诉讼利益的原因以外，还有法律和职业伦理方面的原因。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不可能完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也不可能成为当事人的“代言人”或“喉舌”。律师的辩护活动是要受到一系列限制的。例如，律师不能为了达到辩护的目的，而从事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等有违司法公正的活动；律师也不能一味地听从委托人的意见，动辄与司法人员单方面接触、贿买司法人员等违背职业操守的行为；律师也不能为了被告人保持步调一致，而与侦查人员、公诉人和法官采取一味对抗的策略，而应遵守法庭纪律，并与公诉方、裁判者进行最低限度的对话与合作……一言以蔽之，律师的辩护不能逾越法律、职业纪律所设定的行为界限，而唯当事人之命是从。
但是，律师的独立辩护并不是绝对的，而应当有一定的边界和范围。例如，按照公认的律师职业伦理准则，律师要承担忠诚于委托人利益的法律义务；律师不能将其所了解的委托人的职业秘密向外界泄露，更不得向侦查机关揭发、检举在辩护活动中所获悉的委托人的“犯罪事实”；律师即便对委托人的犯罪事实产生了内心确信，也不能在法庭上摇身一变而成为变相的“公诉人”或者“控方证人”……这显然说明，律师在法庭上不可能率性而为，其独立辩护权应有一定的限度。
共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