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永浩用“孤独并郁闷着”来形容律师在执业中遇到的调查取证难问题。“调查取证难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制度瓶颈’。”杜永浩说。
不仅刑事辩护律师会遇到调查取证的困难，事实上，这是所有律师在包括民事、行政诉讼在内的所有诉讼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由于调查取证困难，“导致办案败诉的情况很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列阳表示。
但是也有可喜的现象，从今年9月1日起，公安部交管局开始对律师调查取证放开：交通事故立案后，当事人在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询问时，可以请委托的律师到场。律师可以查阅、复制、摘录交通事故的相关证据材料。而且，随着近日全国人大调研律师法修订案调查的结束，“化解调查难、取证难、会见难”等长期困扰律师业发展的问题，有望“从立法层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难”难住办案律师
2006年，上海市律师协会对全市700余家律师事务所开展了“律师调查取证问题”专项调研。结果显示，律师调查取证有四难：
一难——手拿法院调查令调查受阻；二难——诉前无法院调查令不能对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导致无法立案；三难——政府职能部门以内部规定、无配合义务、承办人不在等等理由阻碍、拒绝律师调查；四难——银行、电信、邮局、医院、物业等非政府职能部门，对于律师调查一般予以拒绝。
调查还显示，调查取证难涉及的部门、单位包括：公安、工商、房地产、财政、建委、社保、银行、医院等12类；涉及的案件类型主要是刑事诉讼、房屋买卖、经济合同纠纷、婚姻、财产分割等8类。
事实上律师法中有明确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page]
但因为“律师收集证据的活动没有具体的措施加以保障”，造成律师取证难成为家常便饭。
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吕红兵表示，律师不像公安机关人员，不拥有调查取证权，因此调查取证难是诉讼中存在的主要困难之一。
“律师办案时找一般公民或法人取证，既使拿着介绍信和执照，对方都不理睬。比如调取一个人的财务状况，银行会称涉及客户商业秘密‘不便告知’。找法院调查相关材料时，法院也会以各种方式不配合。”吕红兵说，虽然现在法院有调查令，但由于缺乏制度规范，所以“调查令”并不好用。
无法顺利进行调查取证，律师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有时候真是得碰运气了”。杜永浩显得很无奈。
此外，“律师要征得被调查人的同意才能调查，但很多人不愿惹官司，因此拒绝作证。”钱列阳认为，“每个公民都有协助司法作证的义务。否则会影响司法公正”。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表示，“调查取证对一个案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像电脑程序没有激活。如果没有律师的帮助和参与，那么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就电脑程序一样无法被激活”。
公安、检察院与律师执业冲突大
调查取证的意义在于：它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保障；同时“影响到整个司法制度的权威，影响到我国的法治进程。”
“证据是案子胜败与否的关键。否则，无法保障当事的人权益，无法追求司法的公平正义，无法通过证据来反映法律事实。”吕红兵说。
钱列阳表示：“客观事实要有证据，否则无法将客观事实上升到法律事实。”
但是，由于无法调查取证，而导致当事人长期无法立案、案件败诉的现象“很普遍”。
钱列阳认为：“调查取证难与司法制度有关。”杜永浩也表示：“调查取证难的根本原因还是制度原因。”
事实上“律师调查取证难由来已久。”陈瑞华说。
1996年，是律师调查取证难的一个分水岭。
“1996年以前，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当时《[page]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不能提前介入。因为没有条件介入、说不上话，所以不存在难不难的问题。”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律师介入侦查阶段，使得公安、检察院开始提防和警惕。刚开始这种对抗心态不明显，但随着律师的提前介入，这种防范心理开始加强，产生对抗。”陈瑞华说。
“在调查取证问题上，公安、检察院与律师执业冲突很严重。尤其是律师调查后又发现新的有力证据，使证人改变证言。这无疑推翻了公安、检察院的侦查工作，是对他们工作的否定，加深了他们的防犯心理。这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顽症。”
杜永浩认为，调查取证难也是行政执法部门、机关、服务行业没有开放的态度，制度方面没有衔接好。
他认为，行政机关的“官本位”思想，是导致其“不愿提供支持”的根源。
“现在许多人请律师帮助的意识还不够，协助律师调查的观念很难形成。我们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一时还很难打破；还有‘官本位’的价值体系对调查权的影响。”于宁说，“现在虽然政务公开了，但公知领域中的一些信息律师还是查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