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年刑诉法修改前，“拒执罪”由法院自行决定立案并审判，修改后则变性为公诉案件，由公安侦查、检察逮捕、法院审判。因此，在该罪的适用上发生了巨大改变。笔者对所在的某基层法院1996年刑诉法修改前后4年作了一个对比统计，前四年内，共计立案审判处拒执罪案件5件5人次，后4年内则无一案一人被判处拒执罪，然而后4年却是法院执行难遭受社会反映最强烈的4年，该院仅在册积案就达1200余件。积案得不的执行为两大原因：一是被执行人确实无履行能力；二是被执行人存在履行能力，但采取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或以暴力手段对抗人民法院执行。根据刑法对拒执罪的构成规定，第二种情形下，只要符合“情节严重”就构成拒执罪。
那么，法院为何不启动拒执罪对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进行打击，提高执行声威，缓解执行难？
拒执罪难以适用的原因：
一是到公安立案难。拒执罪侦查立案的启动是采取法院移送加公安审查模式，由于法律对公安接受法院移送不是必然性规定，公安往往以三种理由推托：其一、罪与非罪界限认识分歧，除暴力抗法犯罪性质明显外，“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等妨碍执行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模糊，“情节严重”是构成拒执罪立案条件，认定界限标准难以掌握，且一般性的妨害行为可为法院的强制手段控制；其次是拒不执行判决行为隐蔽，取证困难；三是公安机关业务繁忙，敞开拒执罪的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将无法应付。
二是法院不便适用。拒执罪的审判为拒执行为发生地法院管辖，构成法院移送立案侦查，移送法院又审判该案的构架。在法院决定移送前，往往是通过了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可谓“自已审判自己的案件”，这就违反了审判的一般规律，公正性受到质疑，社会认可度缺乏。同时，由于被执行人受到刑事制裁后，并未免除民事上的履行义务，以后仍为该法院执行，人为增加了对抗性。法院基于信访考虑不便适用拒执罪，只要不是暴力抗法，或对法院声威构成过份影响，法院对拒执行为多有姑息，一般不移送公安立案侦查。
运用拒执罪打击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义务的行为，是反规避执行的有效利器，要发挥拒执罪在法院执行中的作用，笔者建议：
一、启动侦查的主体作出调整。改单一的法院移送为裁判文书指向的权利人控诉相结合。权利人是最关注自己权益实现的，一旦发现被执行人有拒执行为，赋予他们向公安机关控诉的权力，如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权利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诉请法院判决公安作为，变公安可推托立案为必须立案侦查。法院启动拒执罪的移送应仅限于暴力抗法行为。
二、拒执罪的适用条件放宽。乱世界用重典，在执行难倍受社会关注的形势下，严厉打击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行为，有利于建立起法制的威严和社会的诚信。除拒执罪已明确的适用条件外，还应在拒执行为的认定上考虑“多次被法院执行而无履行意识表示”也构成拒执行行为的条件，判定拒执行为的排除性条件仅为“不可抗力“，除此而外的有能力不履行，都可成为构成条件。
三、审判管辖权的调整。权利人向公安控诉并为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的拒执罪案件，可归入案发地法院审判，如是法院移送到公安启动侦查的拒执案件应上提一级法院审理，或由上一级法院指定管辖，执行地法院证人出现，对行为人发生的拒执行为作出知情的证明，确保审判公正性。
四、建立负罪免责和政府救济制度。刑事惩罚是对人生最严厉的惩罚，应高于财产权益的实现。“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情节严重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并不当然致使权利人的权益灭失，它是对法律权威的损害，法律上有制裁的其他方式选择，给以刑事打击仅是获取惩罚犯罪，树立法律权威的社会效果，故被执行人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而受到刑事处罚，是一种超民事责任的处罚，在此后，应酌情减轻其财产责任的承担：因拒执行为造成权益人利益迟延实现的，其间接损失可以免除，造成权益人权益完全损失并无法由拒执行为人弥补的，由国家给与救济，救济比例为30%左右。免除责任或国家实行救济后，执行应该终结，不能仍然成为执行积案。
【作者简介】
李文斌，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法院任职。
李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