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2004年第二期刊登记者张建升同志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宪法学系副研究员刘仁文的谈话记录后，本人看了后感触很大。刘仁文同志的理论观点治安的稳定和减少重新犯罪的发生，现本人结合自己多年的司法实践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恢复性司法制度符合刑法“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立法愿意
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司法手段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是单一的靠国家起诉为标志的现代刑事司法摸式和以监禁刑为中心的现代刑罚结构，不能完全达到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的根本目的，在某种情况下，还会使犯罪人带来消极思想，甚至有的犯罪人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重新犯罪也将必然产生。
多年来，在监督执行刑罚实践中遇到过不少这种现象，有的罪犯因一时糊涂，违法犯罪，入监后，痛苦不已，后悔莫及；因触犯了刑法，等待的只有刑法处罚，结果给社会给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受害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和精神补偿，相反还会耽心犯罪人刑满出狱后又会报复。因此社会效果往往不很理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违于刑法改造罪犯的根本立法愿意。当然，一切危害社会的犯罪，除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坚决杀掉外，对于其他犯罪，处以刑罚的目的也必须是立脚于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刑罚来洗刷自己的犯罪。如果某些犯罪能用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犯罪处理方法来解决，这样对犯罪人能产生较好的悔罪效果，对受害方也能得到精神和物质补偿，并能消除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仇视心理，有效避免重新犯罪，其社会效果更加明显。
二、恢复性司法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多年的实践体会最深的是：极大多数犯罪人在受到刑法处罚后都会不同程度产生悔罪心理；后悔自己的犯罪行为给他人、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有的甚至痛哭流涕，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恢复性司法制度，只有使用国家公诉的方式把犯罪推上法庭，受到刑法处罚。曾经有一个轻刑犯罪的年青人，判刑一年投入劳改后，能认罪服法，后被政府依法减刑提前释放回家。自己满怀信心希望能得到社会的同情，亲人的关爱，也希望能得到被害方的理解，靠着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但由于受到人们传统的歧视，总觉得做人低人一等，在生活中处处受挫，使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伤害，心里失掉了平衡，因此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思想，反正做人不起，感受不到社会给他带来温暖，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又重视犯罪。入狱后情绪极不稳定，寡言少语，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己的母亲来探监。我们发现后多次找其谈话，发现他有一种强烈的厌世想法，企图最后见母亲一面后找机会自杀一死了之。我们积极配合改造机关以及他的亲人做转化工作，最后使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用新的姿态积极投入改造。第二次释放后，我们及时跟有关地方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帮助他筹集资金，开了一间小卖店。由于诚实、守信、公平，因此小本生意越做越好，后来娶了老婆生了儿子，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他本人和母亲曾多次感谢政府及时教育挽救了他，使他有今天的生活。还有一位中年犯罪人，在8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伟大变革，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这位中年人担任基层支部书记多年，因为在分割集体生产资料时没有分到一头耕牛，回家后，遭到妻子冷言冷语的奚落，什么“当了多年的支部书记，连一头牛都分不到，真是没有用……等等，在这种言语的刺激下，心里失去了平衡，一阵闷酒后，半夜起了盗窃耕牛的念头，盗得临近县农村一头价值一千余元的耕牛连夜牵回家，拴在住地附近山上，案发后被捕入狱，他痛哭自己的行为给家庭以及被害方带来的痛苦，后被判刑一年。本人认为象这样的轻刑犯罪，如果运用恢复性司法程序给予处理，其社会效果会更明显。[page]
恢复性司法制度是一种在庭外调解刑事案件的方式，他的前提必须是首先其行为构成犯罪，经过恢复性司法调解无效后再公诉法庭。（一）首先应该明确规定什么性质的犯罪，准予采用恢复性司法程序，不能滥用随意；（二）规范执行恢复性司法调解的主体资格，必须由专业人士充当中立的第三者调解；当事人有要求调解人回避的权利；（三）犯罪和受害人在调解过程中的权利，地位必须平等，不能因犯罪人的行为而随意向犯罪人漫天要价，调解结果必须公正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