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一对“80后”恋人冒用他人身份证件购买400余张手机卡，长期拨打境外声讯台，以此获得对方返利，虽然二人最终拿到手的只有2万元，却给某国内通讯运营商造成6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日前，和平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两人11年和7年有期徒刑，这起新型电信资费诈骗案就此尘埃落定。案件之外，境外声讯台以返利等不正当手段为诱饵非法获利的“产业链”仍在继续，而相关单位的监管缺陷给这种非法获利带来的可乘之机不容忽视。
案件回放
民宅中搜出数百张手机卡
马莉有一个很酷的网名“跟着感觉走”，与同龄男友刘刚(化名)的结识是在网上，认识把她引向犯罪道路的“涛子”也是在网上。马莉与刘刚的交往是真诚的，只不过在交往之后，她拉着刘刚做了一系列不该做的事，现在，刘刚与她都被判了刑，而“涛子”作为一个网络上的虚拟人物依然逍遥法外。
有着大专文化的马莉生于蓟县。大专毕业后，她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却总幻想着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与家住红桥区的刘刚相恋后，马莉结束了在北京一家私营机票代理机构的工作，来到天津与刘刚在一起，并且一度住进刘家。
刘刚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一天他下班回到家，发现地上摆着10多部手机，都在接通状态中，而屋中的马莉却没有拿起接听，而是悠然自得地打着电脑。面对刘刚的一脸疑惑，马莉告诉他：“这是在打境外声讯台，对方会按时间返点。”
此后，刘刚也会帮着马莉拨通国际长途，按照她的吩咐去银行取钱。就这样，马莉虽然没有正式工作，却过得很潇洒，开上了起亚“千里马”。2008年8月7日，当警方在家抓获刘刚时，他的父母还蒙在鼓里。在看到100多张手机卡、200多张入网登记单、100多张陌生人的身份证复印件、100多部手机以及一些手机充电器等物证后，这对父母还在纳闷儿：“好好两个孩子，怎么就成罪犯了呢?”
给运营商造成60余万元损失
这件事发生在2008年夏天，当时某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发现公司的国际长途电信资费激增。“以前，国际长途资费每个月少则一二百万元，多则二三百万元，而7月初到7月20日这些天里，却激增到1900多万元。”
通过调查，工作人员发现多个开通国际长途业务的号码使用呼叫转移将来电转移到塞拉利昂等国的声讯台，产生巨额国际长途话费，于是到公安和平分局报案。警方经过侦查，迅速锁定天津市红桥区昌图道某小区的一处民宅，在那里抓获了马莉和刘刚。[page]
马莉后来交代，她在北京做机票代理时就开始做这一行。拨打境外声讯台可以得到返点，而她此前的职业经历让她有接触客户身份证复印件的机会。按照最后认定的事实，马莉在2008年3月到7月间，冒用他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在西青区、南开区以及大胡同等处的通讯店多次购买手机卡，每次几十张到一百张不等，价格每张40元到60元，还赠30元通话费。
为了迅速获利，马莉还学到不少窍门，用一部电话直接拨打境外声讯台的号码，其他几部利用呼叫转移功能转到这部手机上，以达到几部手机同时拨打的效果。最多的时候，可以十几部电话同时拨打。经过核实，马莉拨打境外声讯电话给国内通讯运营商造成60余万元的损失。
归案后，马莉把责任都承担了起来，说男友刘刚并不知情，只是帮她打电话取钱。最终，法院认定了二人系共同犯罪，分别对二人做判决,马莉获刑11年，刘刚获刑7年。
境外声讯台产业链
组织类似传销 推手藏在幕后
行通律师事务所王秀杰律师是本案被告人刘刚的辩护人。在接手这个案子后，他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研读案情，最终发现了此案背后的利益链。“本案中，虽然两名被告人被查获了，他们的非法所得也都退赔了，但这只是巨额费用的一角，还有一系列的上线逍遥法外。”
王秀杰给法庭画了一幅图，标明国内通讯运营商、境外声讯台、“涛子”等上线以及马莉、刘刚二人的关系：马莉他们拨打国际长途产生高额话费——国内通讯运营商依照约定向国外通信运营商按比例支付费用——国外通信运营商再向“涛子”等人返点——“涛子”等人再给马莉他们分一杯羹。
“门号”这个词，在马莉的供述中多次出现，这是个行话，即为境外声讯台的号码。按照“报价”，马莉拨打“门号”的收入根据地区不同有所差异，英国的声讯台，每分钟返款5角钱，塞拉利昂声讯台也是5角钱，还有每分钟返款两角二的，上述计算单位均为人民币。
“他们组织严密，类似于传销，上下线单独联络，互不谋面。马莉、刘刚只不过是这个利益链条的末端。他们与上线‘老吴’‘涛子’等人的一应交流均通过网络聊天进行，获得返点的方式是她提供银行卡账号，由对方将钱直接打到银行卡中。”王秀杰认为，这个非法利益链条的幕后推手是境外声讯台，他们利用返点作诱饵，刺激法律意识淡薄的国人铤而走险，从而达到空手套白狼的目的，在整个利益链中，他们处于顶端，稳赚不赔。为他们非法行为埋单的却是国内的通讯运营商。[page]
监管缺陷给了
犯罪可乘之机?
“凭他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购买手机卡?而且是批量购买，最多一次100张?”这件事未免蹊跷。审理查明，马莉作案的手机卡中，有300多张是在天津市的二级批销商处购买的，还有100多张是在网上购买的无记名手机卡。
马莉交代，她不是在正规营业厅购买的，因为“正规营业厅得凭身份证原件，本人办理。”
记者见到一沓表格，显示的是涉案手机卡的情况。其中，停机理由一栏均写着“高额欠费”4个字，所欠数额最低200多元，多者达到2500余元。关于欠费停机，通讯公司工作人员称，系统自动做停机处理，但处理的同时正在发生的通话不能截断，从而产生费用。那么，究竟怎么样算是“高额欠费”?工作人员称，这一点，根据信用额度来定，有的低有的高，低的是零，高的有上千元。案情表明，马莉在买手机卡时，只需填写那些复印件上的身份证号等一应资料即可。最快的时候，每分钟可办一个号码入网。在如此迅速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审核时间，也就是说，商家连这些身份证复印件的真假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些手机卡就被售出了。
王秀杰认为，通过本案可以看出，我国相关电信企业制度急需健全，比如是否应当建立“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办理手机卡入网”的制度，是否应当进一步健全客户话费透支额度的信用制度，都值得考虑。
与此同时，王秀杰也就立法层面提出自己的建议：2000年5月24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距今已近十年，其内容已无法精确涵盖新型电信类犯罪。并且，从近几年全国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对该类案件有的地方法院定性为诈骗，而有的地方法院定性为盗窃，可见司法机关中对该司法解释的适用已产生分歧，应该出台更细化的司法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