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刑事法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一开始便蕴含着程序的独立价值。正是程序赋予了罪刑法定中“法”的正当性。在刑事领域，国家刑罚权的确立与适用应当兼顾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做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这是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而且从某种意义而言，实体正义的实现要受制于正当程序，或者说以正当程序为前提。对罪刑法定原则从其历史源头上重新审视，全面把握这一原则的真谛，特别是凸显其内含的程序独立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古典公式化表述为：无法律则无刑罚，无犯罪则无刑罚，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其旨在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考察，作为现代刑事法核心的罪刑法定原则，一开始便蕴含着程序的独立价值。
追溯历史，是强调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促成了罪刑法定思想的滋长与成熟。罪刑法定最早的思想渊源当推英国《大宪章》中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概念。十七世纪初，英国的大法官爱德华。
柯克爵士又推动了“法律的正当程序”概念的发展。柯克通过确立“诉讼只能由法院单独作出裁决，国王没有资格亲自定案”、“审理案件，应当按照法官应当遵循的程序来审理”、“任何人在自己的案件中充当法官是非法的”等原则，努力使《大宪章》体现的程序，成为约束权力、特别是约束英国王权的永久手段，同时也为司法权争取了较大的自主性。其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贝卡利亚等主张罪刑法定，均强调立法程序、法律适用程序的正当性。
在他们看来，立法程序如果失去规约，通过立法就可能将任何行为变为“罪”，罪刑法定将失去对自由价值的追求。除立法对自由的保障外，司法程序在保障自由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没有经过司法的审查，公民的荣誉、财富、生命与自由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除了受国家的控诉之外，不得剥夺，并且国家控诉他的时候，必须给他一切可能的手段为自己辩护;法官断案，必须严格依照司法程序，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不得擅断。
1801年，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第一次将罪刑法定公式化。从此，对罪刑法定的研究逐步转向刑事实体法的范畴。这种转变，一方面促成了现代刑法的发展，将罪刑法定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却也使后人对罪刑法定的认识，局限于费尔巴哈的理论，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一原则中蕴含的程序的独立价值，即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的正当性来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的行使。
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某种行为一旦被规定为犯罪，实施该行为，就得被迫接受刑罚，这意味着公民的自由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若是刑法没有公民的参与，而是由主权者任意规定，那么公民的自由就要受到不适当的限制。因此，法律作为保障自由的基础，应该摈弃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概念，即认为“法律就是承认有权立法的一个人或若干人制定的法律”，“法律是政治上居上者为政治上居下者制定的法律”。正义论专家罗尔斯指出，“在公平正义中，不存在任何哲学专家，公民们必定在其思想中有某些权利和正义的理念，也必定有某种他们自己的理性推理基础”。罪刑法定如果缺少公民的参与，缺少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其法律精神的追求可能导向形式上的正义，即仅仅局限于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和遵守，而不管其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
而程序的价值恰恰是通过强调立法和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实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程序价值的实现在于其具有开放性，表现在罪刑法定上，除了要求刑法的适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平等性、普遍性之外，还要求刑事立法本身具有开放性。立法对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应该允许公民参与，反映普遍意志。刑事立法权要由民意代表组成的专门机关依法行使，以排除某个个人或阶层的专断。如果立法程序将一般公民排除在外，则法律完全有可能只反映居优势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见，而置众多劣势者的愿望于不顾。因此，对于罪刑法定而言，必须首先关注“法”本身的正当性，从罪刑法定早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其最初之本意便蕴含有重要的程序要素，正是程序赋予了罪刑法定中“法”的正当性。在法治社会，法律的精神在于实现社会正义，但正义却往往需要借助强权的力量才能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强权的存在是应当的，但必须将强权控制在适当范围并受制于正义的要求，这是法治国家的首要问题。
在刑事领域，国家刑罚权的确立与适用应当兼顾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做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这是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而且从某种意义而言，实体正义的实现要受制于正当程序，或者说以正当程序为前提。在我国，考虑到数千年来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和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传统，对罪刑法定原则从其历史源头上重新审视，以求全面把握这一原则的真谛，特别是凸显其内含的程序独立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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