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是启蒙时代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在《波斯人的信札》中提出，真正将罪刑法定上升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他在其传世名作《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将罪刑法定上升为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一个方面可称之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第二个方面，可称之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都有其各自的含义。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与约束刑罚权，防止滥用，保障人权的统一，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的正确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人权的维护，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真谛。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简单说来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罪要法定，刑也要法定”。由此派生出以下几个原则：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刑法的明确性。
　　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传统上认为是自然法理论、三权分立学说及心理强制说，但现在通说认为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思想，或者说是民主与自由。民主主义要求刑法法律主义，即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规定，不可滥刑。尊重人权意味刑法要保障人权，不致阻碍国民的自由行动，就必须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必须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刑法的机能，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打击犯罪，保护公众；站在公众的角度要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必须要依照法律定罪处罚，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所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机能的有机结合，它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