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26条至第29条分别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旧刑法第23条至第26条也是如此)。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刑法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四类，使作用分类法与分工分类法统一起来了。于是教唆犯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的共犯人。我们作者一直认为，我国刑法仅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三类，刑法对教唆犯作了专门规定，但教唆犯并不是与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列的共犯人。
刑法第26条至第28条根据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分别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及其处罚原则；集团犯罪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其他主犯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从犯起决要或辅助作用，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胁从犯起较小作用，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教唆犯的作用大小不可一概而论，他在共同犯罪中既可能起主要作用，也可能起次要作用，故刑法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这表明，对于教唆犯应视作用大小分别按主犯或从犯论处，即将教唆犯分别归入主犯与从犯(特殊情况下还可能是胁从犯)。既然如此，教唆犯就不可能与主犯、从犯、胁从犯相并列。有学者针对这一观点批判道：“我国刑法规定，对教唆犯按他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如果起主要作用，就按主犯处罚；如果起次要作用，就按从犯论处。这里所说的按……论处，我们理解，是指准用主犯或者从犯的处罚原则。具体地说，起主要作用的，从重处罚；起次要作用的，比照主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唆犯仍然是教唆犯，它并没有变成主犯或者从犯，只是分别依主犯或者从犯处罚而已。”[42]其一，如果说这种说法在旧刑法时代具有部分合理性，那么，在新刑法之下，就只能得出以下结论：教唆犯起主要作用的，按照所教唆或参与的罪行处罚；起次要作用的，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然而，这不是同等层次的处罚原则，因为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参与的罪行负责。其二，诚然，将教唆犯按主犯处罚时，教唆犯仍然是教唆犯，同理，将实行犯按主犯处罚时，实行犯仍然是实行犯。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教唆犯、正犯可以与主犯、从犯、胁从犯相并列，相反是分类的级别不同。再者，说教唆犯没有“变成”主犯或从犯，也存疑问。既然是按不同标准做出了分类，那么，同一个人当然既可能是教唆犯也可能是主犯或者从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