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累犯加重处罚，不符合我国法定刑的配置根据和量刑理论。在我国，加重处罚，是在法定最高刑之上对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如果规定累犯加重处罚，就可以突破所犯罪刑的法定最高刑来处罚行为人。其原因，就仅仅因为其是累犯，这显然违背了法定刑的配置理论和我国量刑理论。我国的刑法规定的累犯的处罚原则，经历了一个由“加重处罚”到“从重处罚”的变化过程。解放以前，我国人民民主政权颁布的单行刑事法规中，对累犯采取的都是“加重处罚”的原则。建国初期颁布的一些单一行刑事法规，仍规定对累犯要加重处罚。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1979年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累犯“应从重处罚”，重新确立了我国刑法中的累犯处罚原则。这一原则再次被1997年的刑法所规定。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的“刑法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是量刑时应遵循的原则，而且还应是法定刑配置的原则。在法定刑配置阶段，因为立法者所面对的是抽象的，一般的类型行为，是对事不对人的将罪刑关系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在意味着，抽象的一般的类型行为和法定最高刑和最低刑的配置，主要取决于这一类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高低。行为人所实施行为的具体情况也许各不相同，但只要属于某一类型行为，则其行为对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肯定在其所属类型行为的最高危害程度之内，至于具体行为的某些量刑情节，都是称对在所属类型行为。累犯情节，固然使行为人的责任程度增大，同时表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强，但这都是相对于初犯而言的，因而自然也就不能规定对累犯在法律最高刑以上处罚。而有些学者认为，累犯从严的根据，仅在于累犯人的人身危险性，这更不能说明应规定累犯加重处罚。因为，个罪的法定最高刑是对具体万巳罪行为判处刑罚的界限，是其最严重的形态，仅仅因为累犯人较强的人身危险性，因为特殊预防的需要，就超越报应的限制，因此，不不符合我国刑法量刑理论。
“19世纪后半叶以来，累犯问题是犯罪学或刑事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①我国新《刑法》第65条和第66条规定了累犯制度。即第65条规定了普通累犯制度："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第66条规定了特别累犯制度："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对累犯规定较严厉的法律后果，一方面是对累犯者的严惩，另一方面是起预防再次犯罪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对累犯的规定可能有不同的法学理论。在我国，关于累犯后果的法律规定，一向是法理上争议相当多、法制上变化亦较大的制度。②因此，探寻累犯法律后果从严的理论根据，分析我国关于累犯法律后果的刑事立法，并为解决我国目前累犯在行刑期间的专门化和出狱后的社会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累犯的构成条件
(一)、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
1、主观条件：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设立累犯制度的目的在于遏制犯罪人的再次犯罪。我国刑法的主要任务是同故意犯罪者作斗争，把惩治犯罪、防止故意犯罪者再次故意犯罪作为自己的目的，因此，把构成累犯的主观条件界定在累犯的前后两次犯罪为故意犯罪。由于是故意犯罪且是两次故意犯罪，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而过失犯罪者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再次发生犯罪，其主观恶性远小于故意犯罪且过失犯罪的结果不是犯罪人主观所希望的。②因此，没有必要对过失犯罪设立累犯制度，而只能是累犯前后两罪都是故意犯罪。
2、刑度条件：前罪被判处的刑法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都是有期徒刑以上。这就是说，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较重的罪。如果前罪被判处的刑罚是拘役、管制或者单处某种附加刑，后罪虽然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也不构成累犯;反之，虽然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后罪却应当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同样不能构成累犯。这里说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人民法院最后确定的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所犯后罪根据其事实和法律规定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该罪的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因为刑法分则有法定刑的条文都包括有期徒刑，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那么，凡是受过刑罚处罚又犯罪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累犯。这样，势必无限制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显然不符合累犯制度的立法精神。
4、时间条件：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5年以内。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不包括附加刑在内。附加刑是否执行完毕，不影响累犯的成立，5年以内期限从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之日起计算。如果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期间，或者发生在假释考验期内，也不构成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满后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也不构成累犯，因为其所判刑罚并未执行，而累犯的构成条件是原判刑罚执行完毕，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并不具备这一条件。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5年期限从假释考验期满之日起计算。设立累犯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给予从重处罚，使他们最终得到改造，而犯罪人只有通过刑罚的执行之后，才能看出是否认罪服法，接受改造。一般来说，未经刑罚的执行，是难以测定出犯罪人是否已经得到改造，是否还会实施犯罪。
(二)、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的构成条件
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也称特别累犯，是指前罪与后罪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而构成的累犯。
1、前罪和后罪都必须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前后两罪中有一罪是普通刑事犯罪，则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累犯。是否构成一般累犯，要根据一般累犯的构成要件来认定。如果符合一般累犯的构成要件，则构成一般累犯。
2、必须是前一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过刑罚并执行完毕或赦免的后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前罪没有被判刑罚，则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但法律没有关于其前罪和后罪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刑罚轻重的限制规定，因此无论前罪和后罪判处何种刑罚及其轻重，均不影响危害国家安全累犯的成立，即使两罪或者其中一罪被判处低于有期徒刑的刑罚，如拘役、管制，也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累犯。[page]
3、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之后什么时间内发生，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累犯。不受5年以内的期限限制。由于免予刑罚的不存在刑罚执行完毕和赦免的问题，因此，如果前罪是免予刑罚处罚，则不成立特别累犯。
二、累犯从严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依据刑法第6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累犯应从重处罚。对累犯从重的原因的分析，离不开对量刑基准的考量。量刑的根据，即我们根据什么来确定犯罪人应当承受的惩罚的份量。在量刑的理论根据上，存在着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和责任主义的不同看法。
报应主义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则是社会对犯罪这种恶害行为的恶的反应方式，“刑罚的程度应同犯罪本身的程度，尤其是应同客观的犯罪后果之大小相适应“。④累犯与初犯在客观危害上并无相异，因而在所处的刑罚量上应无区别，可见，在早期的报应理论看来，累犯并不应从重处罚。功利主义则认为，刑罚的份量应当与预防犯罪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具体说来，古典的功利论者认为，刑罚的份量应与已然之罪的客观危害相对应;实证派的功利主义则重视犯人的社会危险性以及与此相适应而科处的保安处分。累犯者与初犯者相比，犯罪的客观危害虽无什么区别，但行为人在初次犯罪接受刑罚后再次犯罪，就说明累犯者的人身危险性大于初犯，因而在刑罚上就应从重，达到对累犯的预防。
试分析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它们对累犯的看法和态度，都互有不足，甚至对立。报应主义虽然有效地回答了为什么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的问题，使国家刑罚权针对具体个人的发动有了正当的基础，但其在具体刑罚量的裁定上，从来没有提供真正的标准。因而，报应主义的观点虽然合理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处罚行为人的问题，却没有合理答如何决定行为人应承担多重刑罚的问题。功利主义也有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其最大的缺陷在于，可能让一些没有犯法的人遭受刑罚或者刑和罚不能统一，使犯罪轻微的犯罪者遭受严刑的惩处，从而伤害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正义感。鉴于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各自的缺陷，有些国家的刑法学者提出了责任主义的说法。他们认为，刑罚既不应与客观的犯罪后果相适应，也不应与犯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而应该与行为人的应受谴责性相适应。实际上，责任主义是对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中合协调，可以说责任主义是站在报应主义的道义根据之上肯定地追求功利主义的预防目的的理沦。⑤责任主义认为，量刑应首先要以犯罪人的责任为基准，其次考虑预防的需要。
对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和责任主义而言，我比较赞同责任主义观点，量刑应该罪责刑相适应，把罪责刑相统一起来。同时，也要顾及一些犯罪的预防，如果把累犯从重的根据放在责任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上来解释，应该更加合适和正确。
首先，累犯是重新犯罪，其责任比初犯要重，对其处罚也就应比初犯重，刑法上的责任，就是违法行为对行为规范的破坏而应承担的责任。所以，责任的大小就是违法行为的大小与责任性的大小相称。其中，责任性的大小，除了应考虑责任能力的程度，期待可能性的程度，故意过失的程度，犯罪动机以外，还应考虑行为人的年龄、性格、经历等不属于犯罪事实的因素。⑥累犯是行为人重新再犯，在接受惩罚后又犯比较严重的犯罪，在主观上，其可谴责性程度和可恶性程度远胜于初犯，换句话说，既然累犯者的责任要比初犯者重，根据刑罚应与责任程度相适应的原则，累犯就应比初犯从严处罚。这里的责任，的与报应相对应的，的立足于行为人触犯刑法而应承担责任而言的。累犯从严，便是立足于责任主义所认为的报应。尽管早期报应论者对累犯从严有着违背罪刑相称原则或禁止一次犯罪两次处罚原则的误区。但现代报应理论却认为，罪刑相称原则，要求刑罚应与犯罪的严重性相对应，而犯罪的严重性包括两因素，一是犯罪的客观危害性，二是应受谴责性，累犯不但不受过刑罚处罚而改邪归正，而是走上再次犯罪的歧途，应受谴责性就比初犯明显严重，所应超过承担的处罚也应比初犯重为此，对累犯的从严处罚，正是累犯受到谴责的体现。
其次，累犯从严是否是出于预防犯罪需要。对刑罚的量刑的规定。责任主意认为，除应首先考虑责任的程度外，还应考察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需要。就累犯而言，其在犯罪接受刑罚后，又再次犯较严重的犯罪，这一事实就说明累犯者的人身危险性较大。前次刑罚未起到教育改造的作用。累犯者的人身危险性比初犯要大得多。需要接受教育改造的时间自然应比初犯长，因而从特殊预防的角度，就应对累犯处以较初犯重的刑罚。但惩戒犯罪者不是刑罚的目的，因此，对累犯者的刑罚，并不是一味地根据人身危险性相应地加重刑罚，这也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求。是合理的，体现了刑法的目的和任务。
总之，累犯应当从严。因为对累犯者累犯者而言，其应受谴责性和人身危险性均大于初犯。累犯者在犯罪接受刑罚后，又再次犯较严重的犯罪。说明累犯者在主观上的应受谴责性大于初犯，因而累犯之罪的责任较初犯重，对累犯从严处罚，正是立足于责任，以实现报应的正义;累犯者再次犯较严重犯罪的事实，表明累犯者的再犯可能性大于初犯，对其的教育改造较初防犯更难，因而需要更长时间的刑罚，对累犯从严处罚，同时也是为了实现预防犯罪的需要。
三、我国累犯行刑的专门化和出狱后的社会化问题
累犯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人，各国刑法都对累犯规定了比初犯严厉的法律后果，其动机不外乎有两方面。一是体现对累犯更严厉的非难评价;二是预防累犯者再犯罪。对此，我国刑法规定累犯应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缓刑或假释。这样的规定就能达到预防再次犯罪，充分体现对累犯的评价。
(一)累犯是否从重处罚
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只规定累犯从重处罚，不尽合理，建议刑法规定普通累犯，从重处罚;特殊累犯，应从重或加重处罚。其理由主要有：从累犯之间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的差别上看，特殊累犯远远重于普通累犯，根据罪刑相适应及刑罚个别化原则，二者：在处罚上理应有所区别;从刑罚的目的来看，仅规定对累犯从重处罚，不利于威慑罪犯，抑制再次犯罪的意念，如规定更为严厉的处罚，可对罪犯起到警戒作用。⑦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累犯从重处罚的规定，是比较合理、恰当的。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考察，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生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并预防其再次犯罪和出次者变成累犯。犯罪的范围应宽严适度;过于狭小，则不能内很好实现打击和预防的目的;过于宽泛，一方面，使那些主观恶性不那么深，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大的再犯遭受了不应有的严厉处罚。另一方面，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那些主观恶性深和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者。但是，无论是普通累犯还是特殊累犯，都不应规定加重处罚。[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