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为盗窃罪规定了四个量刑档次，即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本条文对盗窃罪规定了 “严重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也对 “严重情节 ”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其中第六条规定， “累犯 ”并达到 “数额较大 ”或者 “数额巨大 ”起点，可以分别认定为具有 “其他严重情节 ”和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加重处罚。按《刑法》的规定，盗窃数额较大的，应在第一量刑档次内量刑，如是累犯，按《解释》的规定则属于具有 “其他严重情节 ”的，应在第二档次内量刑;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依次类推。可见，只要是盗窃罪的累犯，就可适用加重处罚原则。
据此规定，如果适用该解释，盗窃数额刚达到 “数额较大 ”起点的，一般罪犯可单处罚金或者判处管制、拘役等轻刑，但累犯则最低要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盗窃数额刚达到“数额巨大 ”起点的，一般罪犯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甚至缓刑，但累犯最低也要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在具体司法实践当中，对该《解释》的随意适用就难免出现同罪不同罚，甚至量刑悬殊的尴尬。
笔者认为，累犯不应作为盗窃罪加重处罚的条件。
第一，该《解释》第六条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之一，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原则的规定。
我国 1979年《刑法》对累犯未规定加重处罚的情节，只规定“应当从重处罚 ”，从而确立了对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 1997年《刑法》也未对累犯作加重处罚的规定，而是重申了对累犯“从重处罚 ”的原则 ,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应当从重处罚。从法条可以看出，累犯属于一种 “从重 ”处罚的情节，而不是“加重 ”处罚的情节，即只能在同一量刑幅度内适用相对较重的刑罚，而不能适用更重的刑种和刑度，而不能突破该法定量刑幅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累犯适用从重处罚是必须从重。而加重处罚是指在犯罪分子的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以上的另一法定量刑幅度内处以刑罚，与从重处罚有着本质的区别。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该《解释》中的规定明显超越了《刑法》中对累犯处罚原则的规定。
第二，《解释》对累犯加重处罚，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根据该《解释》，犯盗窃罪时，如果被告人系累犯要加重处罚，这也是对盗窃罪的一个特殊规定，仅盗窃一罪累犯可加重处罚 ,而比盗窃罪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比如抢劫、杀人、绑架等其他恶性犯罪及毒品等犯罪，累犯则只是从重处罚，明显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符。事实上，我国《刑法》的法条中所规定的法定刑量刑幅度较大，依法从重处罚，完全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没有必要对盗窃罪这一类犯罪再超越法定刑加重处罚。
第三，该《解释》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是否适用随意性大，容易造成量刑失衡。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解释无论是否合理，首先作为司法机关应当遵守;而司法解释本身不合理的部分，则属于规范制定是否科学的问题，可以从学术上争论、发表意见，但在没有废止前，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被适用。
[案例一]被告人何某，因犯故意伤害罪、盗窃罪于 2001年 12月 2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 004年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005年 12月 8日刑满释放。 2009年 10月底至 11月初，何某驾驶车辆先后两次盗窃他人财物价值 1203元。当地法院认为被告人何某已构成盗窃罪，且系累犯，应从重处罚。由于其能够认罪悔过，可酌情从轻处罚，以犯盗窃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元。
[案例二]被告人豆某， 2 007年 10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2008年 4月刑满释放。 2010年 2月 11日 0时许找厨师长讨要工资时，乘宿舍内他人睡觉之机，窃取他人财物价值 1172元。当地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适用该解释以被告人豆某犯盗窃罪加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元。
在两家法院同一时期所判处的这两个案例中，被告人何某和豆某的盗窃金额基本一致，均为 1000余元，但法院对二人的量刑却相当悬殊。不论从犯罪情节、主观恶性，被告人何某均比豆某恶劣，但最终的处刑却因是否适用该《解释》而截然相反。
[ 案例三 ]被告人银某 ,系累犯。 2008年伙同他人入室盗窃作案 11起，既遂 4起，盗窃物品价值1342 4元。当地法院以被告人银某犯盗窃罪从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万元。
[ 案例四 ]被告人唐某， 2000年 11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8年 6个月， 2006年 9月刑满释放。 2009年 10月至 12月伙同他人盗窃作案 3次 ,被盗物品价值 14000元。当地法院适用该解释以被告人唐某犯盗窃罪加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元。
同样，在以上两个案例中，被告人银某、唐某盗窃金额基本一致，均为 1万余元，作案情节上，被告人银某盗窃作案达 11次之多，且系入室盗窃，被告人唐某则作案 3次，但法院对二人的量刑明显失衡，唐某被判处的刑期相反比银某多 4年半。
对以上列举的此类判决，检察机关抗诉也找不到有力的抗诉理由，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之一，如果是累犯，可以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 ’或者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不必当然适用。这是一种授权性规范，而不是命令性规范，是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就势必造成不同办案单位、不同办案人因对该《解释》的不同理解来决定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是否适用，而是否适用都符合该《解释》的规定，但把握不好就很容易会出现量刑失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该《解释》关于盗窃累犯加重处罚的规定与《刑法》总则累犯从重处罚的规定相矛盾，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随意性，建议废止《解释》中对盗窃“累犯 ”加重处罚的规定，还 “累犯 ”以从重处罚的本来面目，以体现刑法中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