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官须转变死刑司法观念

总而言之，对待死刑的态度，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死刑存置与死刑废止的分野，在死刑存置论中又有死刑扩张与死刑控制的对立。随着我国签署并将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务之急在于如何从司法上控制死刑，而不是空谈如何马上废除死刑。又因为，“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所以，笔者认为，要实现死刑的司法控制，首先要求刑事法官先转变观念，且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转变：

1、由“死刑保留”向“死刑只是暂时保留，终将走向废止”转变。在对待死刑存废问题上，我国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的观点具有指导意义。他认为，从应然性上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在人道的法庭上，死刑面临着被判死刑的命运。但是，从实然性上来说，死刑必须废止，不等于马上能够废止。我国目前死刑废除的条件显然没有成熟，但限制死刑是完全应当的。上述观点是目前对待我国死刑问题的基本立场，符合当前实际。刑事法官应确立这一正确的立场，由对死刑的无节制的适用转向有限制的适用，由对死刑的嗜好转向对死刑的反感，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量不适用死刑。

2、由重刑化向轻缓化转变。刑事法官应带头走出重刑主义和死刑万能的误区。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200多年前就给人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笔者认为，贝卡里亚关于刑罚适用原则的精辟论见，对法官树立正确的死刑观念，防止死刑滥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主要原则有三：其一，刑罚的必要性。他指出，一种正确的刑罚，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其二，刑罚的及时性。他指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其三，刑罚的确定性。他指出，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列宁同样指出：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德国学者耶林有一句名言：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这都分别说明了刑罚及时、确定的相对重要以及重刑主义的弊端。当前，一些刑事法官尚存在着严重的“重刑化”思想，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和刑法的谦抑精神，理应及时转变观念，走出重刑主义和死刑万能的误区。

3、由“不平等适用”向“平等适用”转变。司法公正、平等的要义在于同种情况同种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不能因为被告人的职业、社会地位、财富等差别而采用不同标准。笔者认为，当前司法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官与民不平等；二是本地人与外地人不平等。从实践看，有的法官对普通百姓、外地人犯罪适用死刑掌握相对较宽，对官员、本地人犯罪适用死刑掌握相对较严；三是地区之间不平衡。省与省之间判处死刑掌握标准不一、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在同一省内有时也不平衡；四是同一地区案件与案件之间有时也不平衡。上述不平等还包括对不同情况没有区别对待，尤其是对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作进一步区分。产生不平等、导致死刑滥用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可以从政策、立法、工作态度、人情关系等角度做多方面的分析，但法官观念上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4、由“一时的严打运动”向“经常的依法严打”转变。“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它本身并不必然与刑法的理性精神相对立，亦不必然与法治理念相违背。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严打精神。笔者认为，“严打”之前提是“依法”，而不是突破法律如所谓“一律顶格判处”；关键在于“经常的依法严打”，而非“一时运动”。

中国有着不同与外国的具体国情，短时期内废除死刑还是个梦想，但控制死刑是非常应该、完全现实的选择，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签署国的刑事法官，我们有责任带头转变观念，以具体的司法控制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