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是采取秘密的方法窃取财产，诈骗罪是采取欺诈的方法取得财产。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两者之间差别十分明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具体案件的界限划分，却并不那么容易。如一些案件诈骗和窃取行为相互交织，对这类案件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具体案件时意见不一致。为了真正把握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不致于被某些具体案件的表面现象而迷惑，必须从理论上对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限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诈骗罪，是指行为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陷于错误。而仿佛"自愿"的将财产交给行为人。可见，诈骗罪与盗窃罪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行为人使用了骗术;
2.被害人(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管理人)陷于了错误的认识，即由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使被害人陷于了错误的认识，轻信了行为人的谎言或迷惑;
3.被害人有处分财产的意思。由于被害人轻信了行为人的谎言，在主观上已经同意处分某项具体财产，也就是说行为人取得某项财产是被害人意志的反映，尽管这种意志是基于错误认识而决定的;
4.被害人有处分财产的行为。即被害人有交付财产或同意交付财产的行为。我国台湾"刑法"第339条规定：诈骗是"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的行为。
从上述诈骗罪的特征来看，诈骗罪与盗窃罪的法律界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法;二是行为人是否具有处分其财产的意思和行为。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客观上使用欺诈方法获取财物，而盗窃犯罪的行为人在客观方面采取秘密窃取手段取得财物。可见，是采取骗术获取财产，还是采用窃取手段获取财产、是区别诈骗罪与盗窃罪的最本质的法律标准。但是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如果将是否使用骗术作为区分盗窃与诈骗的唯一标准，对有些案件也难以作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在有的案件中，行为人在取得财产时，既实施了窃取手段，又实施了欺骗手段。对这种情况，到底是盗窃罪，还是定诈骗罪?仅凭是否使用了欺诈手段就难以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管理人是否有处分财产的意思和行为。也就是说，行为人取得财产，到底是其窃取的，还是所有人或持有人"自愿"处分的结果。如果行为人虽有欺骗手段，但财产所有人或持有人并没有处分财产的意思和行为，行为人得到财产，主要是窃取手段获得的，仍应定盗窃而不能定诈骗。如被告人杨××，男，34岁，小学文化程度，农民。1987年10月，被告人杨××。窜到漳河乡大竹材，诡称他"有变钱魔术，能叫钱有多少变多少，愿学者可当面传授。"同月18日，村民谭×信以 为真，即拿出150元交给杨，让其为自己变钱，杨接钱后，让谭先拿出几张白纸裁成数十张与10元面额大小相等的纸片，与150元现金放在一起。再用报纸包好，让谭将纸包放在箱子里，并诡称7天后由他来"亲自打开箱子，10元可变为100元"但杨在将白纸片和现金用报纸包好的过程中，乘谭不备之机将现金窃取。3天后，谭觉得可疑，打开箱子看时，发现纸包里只有白纸片，现金不见了，方知受骗上当。杨采取同样的手段共骗取人民币740元。对此案如何定性，有的认为被告人杨××诡称会用魔术交钱，骗取他人财物，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应定诈骗罪。我们认为此案杨XX仍应定盗窃罪。理由是：1.杨××虽然采取了"传授变钱术"的欺骗方法，骗得他人将钱交给杨为其"变"更多的钱，但谭×并没有将钱交付杨带走的意思，杨获取他人财物是在他用报纸包钱过程中，乘人不备，将现金秘密窃取的，这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特征;2.被害人谭××虽是自愿将钱交付杨××，但目的是为了要杨为其变钱，不劳而获，而不是"自愿地"把钱交给杨带，由杨占有。杨所获取财物，是杨秘密窃取的结果，不是谭处分该财物的意思和行为的结果。杨窃取财物是谭所不知的，因而不是骗取财物，而是盗窃财物，应定盗窃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