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在原有“盗窃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两种盗窃类型的基础上，增设了三种新型的盗窃行为：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并且对犯罪数额和犯罪次数没有任何要求，从而使盗窃罪呈现出五种类型的局面。由于盗窃罪是常见罪、多发罪，而且犯罪手段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为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同时得到实现，有必要对每一种盗窃类型进行具体的限定。
相对于“多次盗窃”，盗窃罪的其他四种情形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确定，比如：
(1)“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处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盗窃行为，并且犯罪数额达到当地关于盗窃罪的起刑点的行为;
(2)入户盗窃处罚的是行为人进入在物理形式上具有封闭性、在功能上具有家庭生活属性的场所实施盗窃的行为，强调盗窃对象的特殊性，对犯罪数额和犯罪次数没有任何限制;
(3)携带凶器盗窃处罚的是行为人随身携带但没有使用性质上是凶器或功能上能成为凶器的工具实施盗窃的行为，强调盗窃手段的特殊性，对犯罪次数和犯罪数额没有任何限制;
多次盗窃，通说认为是指三次以上盗窃，但不以每次盗窃都达到既遂为前提。并且，多次盗窃不以行为人具有盗窃的惯常性为前提，即不要求客观上达到惯窃的程度，也不要求行为人具有惯窃的习癖。之所以规定多次盗窃也可以构成盗窃罪，完全是由于中国刑事立法特有的“既定性也定量”的立法模式，强调刑事立法在确定构成犯罪行为模式的同时，也应当规定行为的危害程度。而衡量和影响行为危害程度的因素和情节包括数额、情节、方法、地点等等。在盗窃罪中能够影响行为危害程度的也就包括盗窃财物的数额、盗窃的情节。在所有情节中，行为人盗窃的次数也是最主要的。
但需注意的是，多次盗窃中的“多次”符合集合犯的特征，但不符合连续犯的特征。集合犯是指行为人以实施不定次数的同种犯罪行为为目的，虽然实施了数个同种犯罪行为，刑法规定还是作为一罪论处的犯罪形态。通常应当具备以下条件：行为人以实施不定次数的同种犯罪行为为目的。在这种目的的推动下，行为人实施了数个同种性质的犯罪行为。尽管行为人实施了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但是刑法明确规定将其作为一罪处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集合犯是行为的连续和集合。而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同一或概括的故意，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独立成罪的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其构成特征是，行为人基于同一或概括的犯罪故意，实施了数个在性质上相同并且独立成罪的行为，而且数个犯罪行为之间呈现出连续实施的特点，所以，连续犯是罪的连续。与集合犯是行为的连续不同，连续犯是罪的连续，所以定罪层面上的多次盗窃应当是多次盗窃行为的集合，而不是罪的结合。也就是说，多次盗窃中的每一次盗窃行为并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但由于其盗窃的多次性才将其规定为犯罪或升格为犯罪。
(4)扒窃处罚的是行为人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物品的行为，强调盗窃对象和盗窃场所的特殊性，同时对犯罪数额也不做要求。
其中第(1)种情形是常规的盗窃情形，根据犯罪数额决定犯罪是否成立;第(2)、(3)、(4)种情形是非常规的盗窃情形，决定犯罪成立的标准分别在于盗窃的对象、手段和场所。而唯独多次盗窃是根据盗窃的次数决定犯罪是否成立。既然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入户盗窃和扒窃构成犯罪，那么，最高人民法院于 1997年11月4日公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多次盗窃的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就自然失效。相应地，“多次盗窃”也就需要有新的构成特征和认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