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的客体问题，我国刑法学界看法不统一。本文试图对现行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互相切磋，为刑法理论的发展助力。
1、关于“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
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种理论观点，即是我国刑法理论上的传统观念，也基本上是当前刑法学界的通说。高铭喧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刑法》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刑法学》，王作富教授著《刑法分则要义》，以及刘灿璞同志主编的《刑法分则教程》等论著均持此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在解释受贿罪客体时指出：“所谓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指实现国家基本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力。”①由此可见，这种观点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就必然会损害行为人职务所及的那一部分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破坏了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法律的实施。所以，任何受贿行为，都会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宏观上正确地指出了受贿罪和其他渎职犯罪-样，都会从总体上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但从刑法客体理论与司法实际相结合上看，却有着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其一，这种观点没有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渎职犯罪，都会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包括贪污、受贿、泄露国家机密、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犯罪皆是如此，但不同的渎职犯罪又有其不同的特征，把渎职犯罪“侵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这个同类客体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则不能具体地、直接地把受贿罪的特殊性揭示出来，无助于探讨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其二，这种观点不能全面地反映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古今中外的受贿犯罪，都有贪脏枉法与贪脏不枉法之分，或者说是有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之分。贪赃不枉法的，受贿与不受贿在执行职务上没有区别，这就不存在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问题。对这种贪脏枉法的案件，司法实践中都是按受贿罪定罪量刑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行为在实际上并未破坏国家机关对内对外的职能活动。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坚持以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为前提的话，就会把这类行为排斥在应受惩罚之外。
其三，这种观点不能概括受贿者没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有的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贿赂后，主观上并不想去为他人谋利益，客观上也确实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有的受贿人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时，对能否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持放任态度，或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不可能实现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这两种情况的受贿案件，受贿人的受贿行为实际上都不可能对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造成危害。司法实践中，无疑也是构成受贿罪的，如果把受贿客体界定为“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话，对这种不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行为就包括不进去，而司法实践中又要作犯罪处理，这就需要刑法理论工作者解决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矛盾。
2、关于“复杂客体”说
自从1982年，中央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规定》中把受贿罪列为经济犯罪以来，便有同志提出受贿既是渎职犯罪又是经济犯罪的主张，从而产生了受贿罪是“复杂客体”的理论。刘佰笔教授主编的《经济刑法学》和《中国刑法词典》等持此说。“复杂客体”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受贿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同时又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既侵犯了正常的公务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该说认为，从我国几十年来刑事立法实践看，都是把受贿罪看成是一种经济犯罪的，因此，只把受贿罪的客体理解为“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不全面的，复杂客体才能全面地反映该种犯罪的犯罪性质。
笔者认为，“复杂客体”这种观点，虽有一些道理，但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其一，受贿行为不符合复杂客体的构成要件。所谓复杂客体，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杂客体中所侵犯的两个直接客体，虽然有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之分，但两个直接客体与犯罪行为之间，则必须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两个直接客体都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
受贿罪是否“既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受贿行为虽然要索取、收受行贿人的财物，这并不等于就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因为行贿与受贿犯罪是一种“钱与权”交易的性质，双方都是犯罪行为，当行贿人把自己的合法财产自愿（包括索贿在内亦属行贿人自愿）拿去用于非法行贿时，合法财产便成了非法的贿赂物，便应视为自动丧失了该项财物的所有权。所以我国刑法规定，破案后追缴的行贿赃物应一律上缴国库，不能发还给行贿者，故在这类案件中不存在受贿者侵犯行贿者所有权的问题。
其二，混淆了受贿罪客体与受贿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的界限。有些受贿人受贿后纵容走私、投机倒把、偷税抗税、假冒商标、伪造有价证券等犯罪活动，确实可以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但犯罪后造成的后果与犯罪客体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受贿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只是量刑情节问题，并不是决定犯罪性质的犯罪客体。
3、关于“选择性客体”说
有些同志鉴于当前受贿犯罪情况复杂，危害涉及方面繁多，试图另辟蹊径解决受贿罪直接客体问题，提出了“选择性客体”的主张。黄海龙同志在《当前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若干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可能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据此，我们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综合性客体。但是，就具体受贿行为而言，对上述客体的侵犯又是有选择的。据此，我们也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选择性客体。只要侵犯上述某种客体，并符合受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②
笔者认为，“选择性客体说”是难以成立的。
选择性客体，在我国刑法理论上研究甚少。参照中外学者的观点，它的基本含义是，某种犯罪行为除必然要侵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之外，还可能有侵犯其他某种社会关系的情况。前者是该种犯罪的直接容体，决定犯罪的性质；后者是该种犯罪的选择客体，即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也不决定犯罪的性质，只是犯罪危害程度的一种反映，对量刑有重要意义。而前述作者所主张的“选择性客体”的含义，与此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基本内容，并不能说明受贿罪是“选择性客体”，而是说的受贿罪客体的不确定性。即是说，受贿罪侵犯的是什么直接客体，要按某个具体受贿行为的具体情况而定。刑法理论上研究直接客体。目的在于揭示犯罪行为的性质，便于正确定罪处罚，如果一种罪的直接客体是综合性的，选择性的，那么，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便是不确定的，这也就失去了研究客体的意义，就会造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上的混乱，显然是违反我国刑法上的客体理论的。[page]
4、笔者主张“侵犯公务人员廉洁制度”说
根据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客体必须揭示犯罪实质的要求，根据国家加强廉政建设中关于惩治受贿犯罪的立法意图，根据司法实践中关于认定受贿犯罪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中外刑法学者研究受贿罪客体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以下简称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
“廉洁”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其基本含义是清白、不贪。近年来，各级国家机关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纷纷制订了有关如《关于工作人员为政清廉的具体规定》之类文件，其规定的廉洁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心内容都是要求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准以权谋利，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做到廉洁从政，为政清廉。由此可见，受贿犯罪的核心是公务人员违背了国家公务人员应遵守的廉洁义务，侵犯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破坏了廉洁奉公这个为政之本。
受贿罪客体问题在国外也争议颇多，各国学者认识分歧。日本刑法学教授大冢仁在《刑法要义（各沦）》一书中，把各国学者研究受贿罪法意的观点归纳为四种：“（1）公务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2）职务行为公正性。（3）兼含前面两种观点，即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不可收买性。（4）公务人员对廉洁义务的违反”③。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受贿罪客体理论，是有借鉴意义的。
把公务人员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较前述三种观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能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依法行使国家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管理职能的重任，要能正确地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义务，就必须严守法纪，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所以，廉洁奉公是一切公务人员的为政之本。
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务人员违反廉政建设法规，利用手中权力去进行“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从而严重地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吞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极大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把受贿罪的客体界定为“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目的就在于通过严惩破坏廉洁制度的行为，教育广大公务人员严格遵守廉洁制度，以保证政治清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这种观点既能准确地揭示受贿罪“以权换利”的本质属性，又符合我国刑法设立受贿罪的立法意图。
（二）能高度抽象概括反映各种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受贿与行贿是一种对合共犯，客观活动极为复杂。我们无论是用“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或者是用“选择性客体”说来作为受贿罪客体，都难以将受贿活动中的各种情节的社会危害性的共同属性概括出来。当我们把“侵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就恰如其分抽象概括出了各种受贿活动情节的共同属性。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受贿行为，无论是受贿既遂还是未遂，无论财物是否过手，无论是贪赃枉法还是不枉法，无论是造成严重后果与否，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义务的违反，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破坏，便符合受贿罪的客体要求。
（三）能如实体现受贿人的主观心理特征。在行贿与受贿之间的“权与钱”交易中，行贿人是为了“以钱买权”来自己谋取某种利益，受贿人是为了“以权卖钱”来满足自己贪婪的私欲，这其中‘权“是交换条件，获得财物是受贿人的犯罪目的。当我们把”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实际上是要求受贿人主观上具有两种故意、两种目的，即既有索取、收受贿赂的故意，又有通过为行贿人谋利益来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故意；既有收受财物的目的，也有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目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受贿人在为行贿人谋利益时，虽然客观上可能造成对国家机关职能的破坏，但这却是受贿人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代价，达到获取财物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两者只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不是两种故意、两个目的。当我们把”侵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只要受贿人主观上明知索取、收受贿赂会违反公务人员廉洁义务，而又故意利用职务之便去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并承诺为他人谋利益时，便沾污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破坏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符合了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至于财物是否到手，是否贪赃枉法，是否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只是个量刑情节的问题。
（原载《现代法学》1990年第6期）
①高铭暄著《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589页
②见《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788页。
③大众仁：《刑法要义（各论）》成文堂昭和62年版，第50页。
我国刑法中的“徇私”类渎职犯罪是指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的，以“主观故意徇私”为成立犯罪构成要件的一类渎职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 “徇私”的理解是办好此类案件的关键。在此笔者试从“徇私”在此类渎职犯罪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及如何理解“徇私”中“私”的内涵来论述此类渎职犯罪。
一、“徇私”在此类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对于“徇私”在此类犯罪构成中的地位，目前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看法。
（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中的“徇私”是指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如有人指出，“徇私”类渎职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具有明确的徇私的动机”这种观点将此类渎职犯罪的犯罪目的和动机混为一谈，同时没有明确“徇私”是否为本罪的构成要件。
（二）、第二种观点认为刑法中的“徇私”既是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也是本罪客观方面的表现之一。如有人认为，此类渎职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并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这一观点强调“徇私”在此类渎职犯罪中的重要地位，与第一种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认为“徇私”必须外化为实现行为才能成立此类渎职犯罪。
笔者认为：“徇私”在此类渎职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关系到本罪既遂、未遂的准确认定。上述第一种观点失于模糊，笔者对第二种观点也不赞同。“徇私”应是构成此类渎职犯罪主观方面的必备的犯罪动机要件，而不是该罪客观方面的行为要件。“一般说来，认定某种故意犯罪，并不需要查明行为人的具体目的和动机，但是，当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时，特定的犯罪目的或犯罪动机便是构成某种犯罪的必备要件。”刑法分则的规定表明，此类渎职犯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须出自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徇私”的主观动机，但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将这种犯罪动机客观外化为徇私行为，才能成立犯罪。如徇私枉法罪，根据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徇私舞弊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为贪图钱财、袒护亲友、泄愤报复或者其他私情私利，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其中所谓“下列行为”均是指枉法追诉或裁判行为，而不包括徇私行为。该《解释》也为我们认定“徇私”作为徇私枉法罪的主观要件提供了论据。当然，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主观上的“徇私、徇情”动机，需要我们通过其客观行为去仔细推定、判断。[page]
二、如何理解“徇私”中“私”的内涵
关于“徇私”的 “私”应如何理解，是刑法中所有“徇私”类渎职犯罪的共性问题，也往往是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问题。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徇私舞弊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曾规定，徇私舞弊中的“私”包括“为牟取单位或小集体不正当利益”。因此，“徇私”不仅包括徇个人私情、私利，还包括徇单位之私、徇小团体之私。
第二种意见认为：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解释在1997年刑法修改后不宜再适用。个人与单位毕竟不同，而且有的单位其性质就是追求利润，因而为单位追求利润、牟取利益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徇私”。
笔者认为：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徇私”应理解为徇个人私情、私利，私情、私利与单位利益相对应，徇单位之私不能理解为“徇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理由在于：
第一，从刑法解释理论的角度出发，“徇私”应是指“徇个人私情，私利”，而不应包括“单位之私”
刑法解释理论一般认为，文义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的基础，对任何文字、条文的解释均应从文义解释开始，而体系解释方法通过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的关联性探求刑法规范的意义内容，以维护刑法体系及其概念用语的统一性。从刑法意义上讲，一般认为，“单位”是指依法设立，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社会组织，包括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包括公司、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可见，刑法中的“单位”是与自然人个人相对应的术语。而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私”有三层含义：①个人的，跟“公”相反、为自己的；②秘密而不公开，不合法；③暗地里，偷偷地。因此将“私”与单位相关联称为“单位之私”，应该说不符合刑法用语的逻辑性，而将“徇私”中的所谓“私情、私利”与“单位利益”相对应，正是把握“徇私”内涵的正确界限。
其次，为了本单位利益实施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渎职行为，有相应的刑法罪名予以规制。
我国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徇私舞弊情节的渎职犯罪行为，可以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1999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第二条，对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即使没有“徇私”情节，也可以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如果具有“徇私舞弊”情节，则应从重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1999年12月24日刑法修正案实施以前发生的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行为（没有徇私舞弊情节），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不能按照刑法修正案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为牟取“小集体”、“小团体”利益能否认定为“徇私”，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徇私”比较疑惑的问题是：非为行为人单纯的私情、私利，而是为了“小集体”、“小团体”利益、单位成员利益、其他单位利益或者单位内部分支机构、内设部门利益的情况应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对此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关于“小集团”、“小团体”利益，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结合具体案情，区别对待，准确认定是单位利益还是私情、私利，准确认定是单位利益还是多个个人利益的结合。如果行为人并非为了单位利益，而是为了所谓“小集体”、“小团体”的不特定单位成员的私情、私利的，可以认定为“徇私”。
2、关于单位成员利益、其他单位或者内部分支机构、内设部门的利益，能否认定为“徇私”中的“私情、私利”，关键在于认定该种利益究竟是单位利益还是处分了的行为人的个人利益。就单位成员利益而言，如果行为人的枉法行为是为了单位成员的集团福利，则应视为单位利益，不宜认定为徇私。就其他单位利益或者单位内部分支机构、内设部门的利益而言，从最终意义上讲，这些利益应归属于单位利益，但如果能够认定是行为人对个人利益的处分，则应认定为“徇私”。张朝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