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有罪难定
1997年我国新《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实践当中，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以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移送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相当少。专家呼吁，尽快出台《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罪的构成要件“严重后果”做出明确的判断标准——
■本报记者 孙敏
新闻事件：
高邮市某化学助剂厂环保科副科长乔某，1年多来一直在等待司法机关对他的一次职务行为进行“罪”与“非罪”的认定。
因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去年3月，乔某被公安机关拘留;6月，被高邮市检察院批准逮捕;11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记者了解到，这是继2000年6月，原淮阴县法院审理的吴自柱、王启、姜翠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以来，我省法院受理的又一例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
2004年1月29日下午4时许，乔某在厂里上班时，巡查发现厂西侧循环冷却水水沟排放出的水体颜色呈深黄色。专业出身的他明知水体中含有苯胺、挥发酚等有毒化学物质，属于严重超标，仍然指挥工人用流量为100m3/h的水泵将污水排向厂西侧的老庄河，连续排放污水约7个小时。
污水顺流南下，导致高邮湖、邵伯湖水体大面积污染，造成高邮镇新民村和江都市昭关镇渔业村等地村民围网养殖的鱼虾等水产品大量死亡，损失惨重。其中，仅邵伯湖天然渔业资源公司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数十万元。经江都市渔业环境监测站、扬州市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站评估，直接经济损失计人民币65万余元。
检察院认为，乔某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有毒物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该案目前仍在审理当中。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有罪难定
１９９７年我国新《刑法》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但实践当中，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以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移送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相当少。专家呼吁，尽快出台《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罪的构成要件“严重后果”做出明确的判断标准——
■本报记者 孙敏
新闻事件：
高邮市某化学助剂厂环保科副科长乔某，１年多来一直在等待司法机关对他的一次职务行为进行“罪”与“非罪”的认定。
因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去年３月，乔某被公安机关拘留；６月，被高邮市检察院批准逮捕；１１月，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记者了解到，这是继２０００年６月，原淮阴县法院审理的吴自柱、王启、姜翠兰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以来，我省法院受理的又一例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
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９日下午４时许，乔某在厂里上班时，巡查发现厂西侧循环冷却水水沟排放出的水体颜色呈深黄色。专业出身的他明知水体中含有苯胺、挥发酚等有毒化学物质，属于严重超标，仍然指挥工人用流量为１００ｍ３／ｈ的水泵将污水排向厂西侧的老庄河，连续排放污水约７个小时。
污水顺流南下，导致高邮湖、邵伯湖水体大面积污染，造成高邮镇新民村和江都市昭关镇渔业村等地村民围网养殖的鱼虾等水产品大量死亡，损失惨重。其中，仅邵伯湖天然渔业资源公司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数十万元。经江都市渔业环境监测站、扬州市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站评估，直接经济损失计人民币６５万余元。
检察院认为，乔某违反国家规定，向水体排放有毒物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该案目前仍在审理当中。
破坏环境定罪难
河海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副教授徐安住向记者证实——长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报道并不少，但最终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则很少见。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今年初在通报２００４年环保专项行动时称，《刑法》自上世纪８０年代颁布至今，全国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只有３起。
江苏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是负责我省调查并参与处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件的专门处室。该局局长凌静透露，虽然我省每年有上千件环境污染行政处罚案件，但进入司法程序的确实鲜见。他向记者解释这一现象时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一个重要标准是“造成重大损失”，但目前对“重大损失”并无具体评估标准，同时，虽然对环保部门有发现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行为时要向司法机关移送的要求，但尚无具体的移送办法。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这一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但目前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叫做“严重后果”，尚无司法判断标准，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认定上存在困难。
首起案件纸厂厂长获刑两年
据了解，我国首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是１９９８年山西运城法院宣判的。
投产于１９９５年的山西省运城市天马文化用纸厂（以下简称天马纸厂），其含有挥发酚等物质的废水未经处理排到附近一个壕坑内。后因坑内废水超量存放决口，流入一条自然沟内，这条自然沟与引黄干渠仅有一个闸门分隔。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厂长杨军武安排工人修理闸时，提起闸门，使造纸废水进入引黄干渠，废水随后通过引黄干渠流入樊村水库，致使４１万立方米饮用水体污染，北城供水中断供水３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４２．９万元。
案发后，当地环保部门通过取证，初步认定这起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巨大，已触犯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的新《刑法》，因而在对该厂罚款的同时，将案件移送司法部门。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运城市公安局以涉嫌犯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将杨军武刑事拘留。[page]
１９９８年８月，运城市检察院向运城市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法院判决天马纸厂厂长杨军武触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天马纸厂判处罚金５万元，判令赔偿经济损失３５万多元。
“严重后果”缺乏判断标准
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专家周杰对破坏环境犯罪一直保持着关注。结合全国首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他分析认为该案的焦点在于经济损失的界定，对损失的界定，直接影响到案件罪与非罪的定性。
周杰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结果犯，该罪行为的危害后果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至于如何把握“严重后果”，其标准是什么，刑法未予规定，这对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造成相当的难度。周杰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所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以酌情参照国家环保局１９８７年９月发布的《报告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暂行办法》的规定，包括以下几种情形：①由于污染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１０万元以上的；②造成死亡１人以上，或重伤３人以上，或轻伤１０人以上的；③人群发生明显中毒症状或辐射伤害的或者可能导致伤残后果；④人员中毒死亡的；⑤因环境污染使当地经济、社会的正常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的。
所谓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周杰认为，可以参照最高检察院１９９９年公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关于“环境监管失职罪”立案的规定，即：①造成直接经济３０万元以上的；②造成人员死亡１人以上，或者重伤３人以上，或者轻伤１０人以上的；③使一定区域内的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危害的；④其他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造成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情形。
专家建议出台司法解释
我国现行的刑事立法并不利于追究刑事犯罪，许多带有犯罪特征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难以受到应有的制裁。采访中，几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忧虑。
专家们建议，司法部门要尽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严重后果”的标准做进一步的司法解释。而环保部门要在遇到重大污染事故时，应及时将有关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通过检测技术、移送有关证据等方式，给予积极支持和主动配合。他们强调，依照刑法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情节严重的，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已经有人大代表提出尽快出台有关“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司法解释的议案。具体建议有：延长环境犯罪追诉时效；创新刑罚方式，比如责令恢复环境；因为专业的缘故，建议由中级法院作为环境刑事案件一审的管辖法院并设立专门的法庭，等等。
河海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副教授徐安住向记者证实——长期以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报道并不少，但最终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则很少见。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今年初在通报2004年环保专项行动时称，《刑法》自上世纪80年代颁布至今，全国以破坏环境罪定案的只有3起。
江苏省环保厅环境监察局是负责我省调查并参与处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件的专门处室。该局局长凌静透露，虽然我省每年有上千件环境污染行政处罚案件，但进入司法程序的确实鲜见。他向记者解释这一现象时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一个重要标准是“造成重大损失”，但目前对“重大损失”并无具体评估标准，同时，虽然对环保部门有发现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行为时要向司法机关移送的要求，但尚无具体的移送办法。
根据《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这一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但目前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叫做“严重后果”，尚无司法判断标准，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认定上存在困难。
首起案件纸厂厂长获刑两年
据了解，我国首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是1998年山西运城法院宣判的。
投产于1995年的山西省运城市天马文化用纸厂(以下简称天马纸厂)，其含有挥发酚等物质的废水未经处理排到附近一个壕坑内。后因坑内废水超量存放决口，流入一条自然沟内，这条自然沟与引黄干渠仅有一个闸门分隔。1997年10月14日，厂长杨军武安排工人修理闸时，提起闸门，使造纸废水进入引黄干渠，废水随后通过引黄干渠流入樊村水库，致使41万立方米饮用水体污染，北城供水中断供水3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2.9万元。
案发后，当地环保部门通过取证，初步认定这起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巨大，已触犯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法》，因而在对该厂罚款的同时，将案件移送司法部门。1997年11月运城市公安局以涉嫌犯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将杨军武刑事拘留。
1998年8月，运城市检察院向运城市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法院判决天马纸厂厂长杨军武触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天马纸厂判处罚金5万元，判令赔偿经济损失35万多元。
“严重后果”缺乏判断标准
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专家周杰对破坏环境犯罪一直保持着关注。结合全国首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案，他分析认为该案的焦点在于经济损失的界定，对损失的界定，直接影响到案件罪与非罪的定性。
周杰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结果犯，该罪行为的危害后果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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