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03年初，贺某、夏某（女）、戴某（在逃）共谋，以夏某色相为诱饵，引诱他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后，由贺某、戴某冒充警察，以抓卖淫嫖娼为由诈取一笔钱财。3月23日晚9时许，夏某引诱过路的蒋某到其租住房，进房前，夏跟贺、戴打招呼，暗示有人上勾。进房后，夏与蒋发生性关系，并将房内的灯打开作为事先约定的暗号。贺、戴二人看见灯亮，遂由戴着老式警服、贺着便装前去敲门，夏开门后，贺、戴二人即称前来抓卖淫嫖娼，由戴将夏某带出门外，贺在房内对蒋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扣押了蒋某身上的身份证及少量现金。贺还暗示蒋拿钱来解决此事，称由贺来处理，蒋只须交1万元即可，若到公安局解决，至少要交4－5万元才行。蒋同意交1万元，并约定第二天交钱后，贺又叫蒋从旁门走，称正门有警车，并叮嘱蒋不要再去找关系。第二天中午，蒋把3000元现金交给贺，贺嫌钱少，未还蒋身份证，要蒋再拿1000元来取身份证。蒋回去后与其徒弟商量，认为此事有诈，解决这样的问题一般要不了那么多钱，遂报警。3月25日中午，贺、蒋正在交换钱、证时，公安机关将贺抓获。之后，夏也被抓获。
对于贺等三人应定什么罪，存在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贺等三人构成招摇撞骗罪，理由是：本案夏某等三人从一开始就是设骗局使人受骗，是一种诈骗行为。在此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法条竞合，因戴某冒充警察，使蒋某相信其假冒的身份，自动交钱出来，使戴等三人获取了非法利益。这样的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也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所以应当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以招摇撞骗罪对贺等人进行定罪处罚。
本案不属敲诈勒索罪，首先在犯罪客体上，虽然敲诈勒索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但它同时还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或其他利益，本罪显然没有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而招摇撞骗罪侵犯的客体虽然是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但也不排除侵犯被害人财产所有权或其他人身权利的可能。如果戴某等人以宣扬隐私相要挟，则本罪尚可考虑为敲诈勒索罪，但事实上戴某等人没有这样的行为。反而是戴某等人让蒋某相信了他们假冒的警察身份，在当时的场合，以蒋某慌乱的心情，他可能会分辨不出戴某着旧式制服的原因，处在当时的窘迫场境，蒋某只要看见是警察就会迅速答应要求，尽快解决此事（事实上存在的一些治安联防队员的违法行为也早就让人“领教了”）。所以本案戴某等人能够得逞的主要原因是其假冒了警察身份。至于第二天再强行索取1000元钱有勒索的性质，也因为没有得逞，既遂行为吸收未遂行为，以既遂行为即招摇撞骗罪认定。其次在客观方面，本案由始到终都是一个骗局，一直带着欺骗的性质，使被害人落入陷阱而使戴某等人得逞。所谓骗，就是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使财物所有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从而似乎自愿地交出财物。但这种自愿只是表面上的，由于被害人受骗，不了解事实真相，实际上是违反本人意愿的。本案蒋某对罚款是不愿意交的，但不得不交，这样的心理与受到胁迫（如以宣扬隐私或将以实施暴力相威胁）而交钱是有区别的。由此可见，本案应当认定为招摇撞骗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贺等三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本罪戴某等人先以色相相诱，继而以假冒的警察身份相威胁，强行取财，其目的是直指财物。其最终取得了非法财物的原因是给蒋某的心理上造成了强制作用：使蒋某相信，如果蒋某不给钱，就可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还使蒋的家人知道此事。蒋某明知戴某等人在违法（即使蒋相信戴某是警察，也知道戴是在违法收钱），但是出于不愿公开此事，不愿到公安局接受处罚，还是不得已交了钱。而戴等人的行为也明显是一种勒索行为，表现在强行扣押身份证后，索取钱物，未达到预期数额还要蒋再拿钱来。这都是明显的勒索行为。本案是典型的冒充警察进行敲诈勒索的行为，戴某等人一开始就预谋“下套子”，掌握了别人的隐私后进行要挟（受法律制裁，宣扬隐私），再实施敲诈，勒索财物。且戴穿着旧式警察服，一般人都能区别真伪，蒋也自然明白旧式制服的含义-即警察可能是假冒的，但由于害怕丑事张扬，蒋还是不得已交了钱，后又因戴等人要钱太多，权衡利弊，蒋最后还是决定报案，这才符合蒋的心理。况且，戴某假冒警察的行为在本案中并不重要，也就是说，有了之前的把柄，即使戴某不假冒警察，没有警察身份给蒋造成的心理压力，戴某等人也能通过其他的敲诈方式勒索到钱财（只是没有假冒警察诈钱容易）。所以，戴某等人利用假冒的警察身份进行敲诈勒索，应定敲诈勒索罪，其假冒警察的行为可以作为一个酌定从重的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