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要案情
被告人张某于2002年7月30日，持本人户籍证明、身份证、驾驶证等身份资料，并由其表弟于某作担保，在北京首汽汽车租赁公司办理了会员卡，并与该公司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租赁该公司捷达轿车一辆。后因付不起租金，即想到把该车当掉，用当金还租金，故找人伪造了该车的行使证、购置附加费等凭证，于8月7日将该车开至天津某典当行，当金3万元，实得款2.85万元。当日，其用当金交纳了 4300元的租金，并在首汽公司办理了续租手续。8月8日，张某又到首汽公司租了一辆小轿车，并伪造了上述手续，将该车当至天津某典当行，当金3.68万元，实得款3.5万元。8月30日，张某又到另一汽车租赁公司办理租车手续，租了一辆桑塔那轿车，并于10月26日，将该车当至山西太原某典当行，当金4 万元，实得款3.8万元。后该公司通过车内装置的卫星定位系统，查到车辆下落，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张某在前往该典当行办理续当手续时被抓获。另，因首汽公司要对张某所租第一辆车进行年检，要求其返还，张某于10月27日将该车赎回，送至首汽公司，同时又换租了另一辆车。
二、处理意见
对该案的处理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犯合同诈骗罪成立，但认定其诈骗四辆车不准确。根据现有的证据分析，张某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产生于第一辆车得手之后，故第一辆车不应认定为诈骗对象，且该车已由被告人赎回送还租方，故应从诈骗对象中将此车扣除；第四辆车因被告人未处理，属正当租车，只是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车义务，故亦不属于诈骗。因此只认定被其当掉的两车是诈骗。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为被告人张某并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使用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办法，诱骗汽车租赁公司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这种行为的立法原意是指行为人并无实际履行能力，也根本没有发生诚意，却在签订合同后为防止对方当事人产生怀疑，而主动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以小利骗取大利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行为人对合同内容的确立应具有主动性或决定性。但在该案中，被告人确无改变合同内容的主动权，其处于被动接受地位，且其在车辆到手后，仍在继续付续租车辆的租金，故该案行为不符合此种行为方式。
三、法院判决
合议庭评议后认为，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以先履行小额合同的方法，诱骗汽车租赁公司继续履行合同，骗取租赁公司财产，并给租赁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其行为侵犯了经济合同管理秩序及公司财物所有权，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但认为对所骗车辆的数量及犯罪数额不妥。认定其当至典当行而没有赎回的第2、3辆车为犯罪对象，已经赎回和尚未当掉的第1、4辆车没有认定。综上所述，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四、分析
合同诈骗罪是97年修订刑法时，从原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新规定的犯罪类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起来，合同作为经济交往中的重要纽带，其作用越来越突显。一些不法之徒趁我国市场经济不尽规范、法制尚不健全之机，利用合同大肆进行诈骗活动。为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更好地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97年刑法对原刑法规定的诈骗罪进行了细分，将涉及金融、票据、保险、合同等方面的诈骗行为从普通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并规定了相对较重的刑罚。根据刑法第224 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表现形式有以下五个方面，即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办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