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同”的内涵
对“合同”的理解主要涉及两个争议问题：
(1)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合同形式?答案是肯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对此给与了肯定。主要理由是，“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均为合法有效合同，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界定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围时，不应拘泥于合同的形式，在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即便是口头合同，只要发生在生产经营领域，侵犯了市场秩序的，同样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2)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类型如何界定，是否仅仅指经济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的态度并不完全统一。法院认为：不应以典型的“经济合同”为限，同时，不能认为凡是行为人利用了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进行诈骗的，均将构成合同诈骗罪，与市场秩序无关以及主要不受市场调整的各种“合同”“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如不具有交易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婚姻、监护、收养、抚养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主要受劳动法、行政法调整的劳务合同、行政合同等，通常情况下不应视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认为，不应限于经济合同，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领域内，人们借以发生关系的、签订与履行活动均受市场秩序制约的合同。[3]但是，在第875号郭松飞合同诈骗案中，法院又认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是指经济合同，并可以在借鉴经济合同法对经济合同的定义基础上，可以将合同主体适度扩展到平等民事主体。[4]本文认为，两种观点实质上差异不大，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也是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主要区分标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是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的共同手段行为，因此，并非只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就构成合同诈骗。要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法院认为：在合同诈骗案中，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用的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3)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5)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挥霍、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还应当考虑“未履行合同的具体原因”这一因素。
法院认为，不能仅凭数额较大的财物不能返还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用的目的。以欺骗手段取得资金，但是能够按期偿还的不能认定，或者以诈骗手段取得财物，但用于生产经营的，亦不能认定。对行为人将大部分资金用于投资或者生产经营活动，而将少量资金用于个人消费或者挥霍的，不能仅注意到消费或者挥霍的绝对数值，还应兼顾消费或者挥霍数值所占的比例。
三、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
法院对于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从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区分，并明确了两者在某些案件中可能同时适用。“一、犯罪主体不同。合同诈骗罪的主体可以是单位，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二、犯罪客体不同。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即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三，犯罪手段不同。合同诈骗罪只限于利用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诈骗，而诈骗罪在手段与方式上则没有限制。当行为人既实施了合同诈骗行为，又实施了普通诈骗行为，而且两种行为都构成犯罪时，就应当适用刑法中数罪并罚的规定，分别定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实行并罚。”
另外，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在其犯罪构成中的地位和意义，是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键。
合同诈骗罪作为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
首先，合同诈骗罪表现为“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也就是说诈骗行为必须是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而不能是在这之前或之后。
其次，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应当是与合同签订、履行有关的财物，如合同标的物、定金、预付款、担保财产、货款等。如果行为人在于他人签订或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其他与合同无关的事由为借口，骗取他人钱财的，则不是合同诈骗。
四、“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的认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在对于合同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中，除了四种明确的客观行为应被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之外，还使用了兜底性表述“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至少包括以下情形：
(1)通过欺骗手段兼并企业后恶意处分企业财产;
(2)骗取他人担保申请贷款，致使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3)伪造购销合同，通过与金融机构签订承兑合同，将获取的银行资金用于偿还其他个人债务，后因合同到期无力偿还银行债务而逃匿，致使反担保人遭受财产损失;
(4)采取欺骗手段签订合同，骗取履约保证金后拒不退还;
(5)承运过程中，承运人将承运货物货物掉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