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侵占罪量刑标准包括以下三点：
一、职务侵占罪与挪用资金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挪用资金罪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两者的相同点是犯罪主体上都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客体上侵犯的都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客观方面都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两者的区别是：⑴两者的主观目的不同，职务侵占罪以非法占为已有为目的，而挪用资金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只是暂时借用本单位的资金，没有永久占有的故意。⑵两者的犯罪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罪的对象既可以是本单位的资金，也可以是本单位的实物。而挪用资金罪只能是本单位的资金。挪用单位实物一般不构成犯罪。⑶两者在“数额较大”的下限规定上不一致，挪用资金犯罪的规定数额要高于职务侵占犯罪。
二、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
如前所述，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存在密切的关系，从立法过程上看，职务侵占罪由贪污罪分化而来。从犯罪构成上看，两者的相同点是：⑴主观上均由故意构成。⑵客观方面都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⑶在行为上都表现为盗窃、骗取、侵吞或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⑴犯罪主体不同，这是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最主要、最本质的区别，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⑵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职务侵占犯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其犯罪对象是本单位的财物，从所有制性质上看，可以是公共财物，也可能是非公共财物。而贪污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双重客体，它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法性，其犯罪对象仅限于公共财产。⑶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和法定刑不同。职务侵占犯罪的数额规定高于贪污罪。依照《解释》的规定，职务侵占罪以“5000-20000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贪污罪一般以5000元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对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在法定刑上，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而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这与我国“从严治吏”的刑事政策也是相吻合的。
三、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
职务侵占罪与盗窃、诈骗罪在主观上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客体上侵犯的都是财产所有权，职务侵占罪的犯罪行为方式可以表现为盗窃、诈骗行为。但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还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区别：⑴犯罪主体上，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其必须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而盗窃罪、诈骗罪的主体则是一般主体。⑵在客观方面上，职务侵占罪必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必须利用自己依照职务所直接拥有的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这是职务侵占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但是否利用职务便利则不是盗窃、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职务侵占罪与盗窃罪、诈骗罪的最大区别。⑶侵犯对象的范围不同。职务侵占罪侵占的财物必须是本单位的合法财物，而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的财物既可以包括本单位内的财物，也可以是单位以外的财物。⑷在犯罪成立上，职务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虽然都以数额较大为犯罪构成要件，但在具体的数额规定上，盗窃罪、诈骗罪犯罪构成的数额起点要低于职务侵占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多次实施的，依法也构成盗窃罪。⑸在量刑上，职务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且只有数额巨大的，才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在盗窃罪、诈骗罪的量刑上，只要构成犯罪，都必须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在主刑上，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盗窃罪除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可以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外，其他盗窃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案情]
被告人崔某于1999年2月8日任吉林铁路分局房建经营管理总公司营销员，负责收取吉林铁路分局铁道东北区、中区等地铁路住宅散户供热费。在2001年 10月至2003年9月间，被告人崔某将收取的部分供热费，采取收款后不上缴的手段，多次截留挪作个人使用、挥霍，累计人民币186 133.91元，至案发仍不能归还。
[分歧意见]关于此案应如何定罪的问题，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案应定挪用公款罪。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应定挪用公款罪。被告人崔某利用职务上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其主观上是想在挪用后归还，而不是永久性占有或侵吞。挪用的目的在于非法获取使用权，因此此案应定挪用公款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此案应定贪污罪。 挪用公款与贪污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是否是永久性占有或侵吞，既挪用公款是否转化为贪污，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本案被告人崔某虽然客观上没有实施做假账、虚报、骗取等贪污罪的行为，其主观上也不是典型的非法占有故意，但是被告人崔宇对挪用公款后不能归还这一点，在挪用之初是明知的，只是为非法占有公款而故意在行为方式上留有挪用的痕迹，从而导致行为人最终对挪用公款不能归还的结果，因此此案应定贪污罪。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此案应定贪污罪。理由如下：
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广义的理解，既凡是以挪用手法挪用公款不退还的，均以挪用公款罪定罪量刑。笔者不同意此观点，如果对解释所指“客观原因不能退还”不加区分的作广义理解，势必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使他们钻法律空子，造成打击不利，那么如何理解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考证。[page]
1、被告人在挪用之初主观上确实想还，并且对事后归还有计划、有准备，也就是说事后造成不能归还的原因是意志以外的原因，这类应定为挪用公款罪。
2、被告人在挪用之初目的明确，就是用于挥霍，因此，放任的挥霍公款，致使被挪用的公款被挥霍贻尽不能归还，对于这一结果，被告人挪用当初是明知的，但其抱着无所谓的放任态度“有钱就还，没钱就不还”，任意的使用公款进行挥霍，其对公款不能归还的结果，主观上具有占有的间接故意，这种行为应属贪污性质，只是这种贪污的行为特征与贪污罪存在差别，但其行为与贪污罪本质上是一致的，即公款的所有权被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这类犯罪应属贪污犯罪。被告人崔某的行为就是如此，其在两年的时间内，挪用公款用于挥霍高达18万余元，每天的消费近300元，案发后身无分文，根本无力归还，而造成不能归还的并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主观上的放任，即对公款的占有的间接故意造成的。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四部分第八条，挪用公款与贪污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挪用公款是否转化为贪污，应当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判断和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本案被告人崔某虽然客观上没有实施做假账、虚报、骗取等贪污罪的行为，其主观上也不是典型的非法占有故意，但是被告人崔某对挪用公款后不能归还这一点，在挪用之初是明知的，既为非法占有公款故意在行为方式上留有挪用的痕迹，从而导致行为人最终对挪用公款不能归还的结果，对此行为若以挪用公款定性处理，不仅对犯罪分子不能罚当其罪，而且也不符合我国刑法有关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更不利于预防犯罪分子以挪用方式贪污公款犯罪的发生，因此此案应定贪污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