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退赃反悔后是否可以退回
银行职员谢某挪用资金东窗事发，其嫂子江女士连夜将50万余元划入银行账户“挡灾”，不料小叔子还是被警方拘留，江女士认为受了银行的欺骗，诉至法院，要求银行退款。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这笔钱不属于家属退赔款，工行某支行应返还钱款，并支付相应利息。
2008年7月，家住上海市长乐路的江女士得知一条坏消息，丈夫的弟弟谢某出事了！谢某原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某支行担任对公结算业务柜员，可是他却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单位资金共计211万余元。
作为嫂嫂，江女士想伸手帮一把谢某，“如果能将事态平息、保住谢某工作，先垫付未尝不可”。7月10日零时许，她将第一笔50万元转账至工行某支行账户，并以现金形式将2087元差额交付。可7月10日白天一上班，谢某还是被公安机关传唤并刑事拘留，江女士直呼受骗，“当时银行负责人让我能拿多少就先拿多少，还承诺付款后保证不影响谢某工作”。
江女士认为，自己在给付两笔钱款时并不知谢某涉嫌刑事犯罪，既然已案发，她有权要求银行将这笔钱款返还。2008年7月19日，江女士致信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投诉该支行并要求还款，可一个月后得到的回复是“未发现工行存在不妥，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在多次以口头及书面形式向该支行及其上级部门交涉遭拒后，江女士2009年3月以银行不当得利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返还钱款。
一审法院认为，江女士与工行支行本无直接联系，并无向工行支行给付的义务；根据江女士陈述，能够排除江女士无故错付的情形。江女士认为系受工行支行欺骗，在工行支行保证不影响谢某工作的前提下向工行支行支付。对此，江女士除自行陈述外，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江女士和谢某的亲属关系，以及谢某在工行支行处任职，当日因挪用资金被公安机关传唤的事实，可认定上述款项系江女士自愿代谢某向工行支行支付，以减轻谢某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江女士认为工行支行收取上述款项属不当得利，要求工行支行归还并赔偿损失的主张，不予采纳。一审法院遂判决驳回江女士所有诉讼请求。
2009年6月12日，谢某因犯挪用资金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在法院对谢某的刑事判决中，未认定家属退赃情节。
江女士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一中院，称她当初划款是想“填平客户亏空、平息事态、保住谢某工作，既不知谢某涉嫌刑事犯罪，也无意替谢某退赃，银行取得她的合法财产无法律依据，应当归还”。据此，江女士请求改判银行归还50万余元，赔偿损失3.9万余元、律师费5万元。
工行支行辩称，争议款系谢某挪用资金案的退赔款，江女士作为家属代为退赃，当初自愿事后反悔。工行支行作为受害人收取该款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家属代为退赃，应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应被告人的请求或征得被告人同意；第二，家属自愿。本案中，受害银行收取家属款项在刑事立案之前，是国家公权力介入之前不具有强制力的私下协商行为。因未办理任何手续，无证据反映当时被告人谢某有明确意愿、家属对事态及利害关系有全面认知。而江女士交款后反悔发生在被告人被刑事拘留后、刑事案件程序刚启动未深入之时，反悔理由为对之前协商内容有误解，该反悔应视为家属无代为退赃意愿。此外，江女士划款的50万余元系其个人合法财产，并非刑事案件的赃款。
综上，在谢某并无明确授意，家属不自愿、刑事案件的判处未涉及的情况下，受害银行取得这笔款项无合法依据，应予返还。据此，上海一中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受害银行于判决生效10日内返还江女士钱款并赔偿利息损失，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4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