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79年刑法中是否存在结合犯，理论上对第191条第2款(盗窃罪与破坏邮电通讯罪结合为贪污罪)、第150条第2款(一般抢劫罪、抢夺罪与伤害罪、杀人罪结合)、第139条第3款(致人重伤、死亡的强奸罪)、第136条(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的犯罪)、第137条(聚众“打砸抢”罪)、第143条第2款(致人重伤、死亡的非法拘禁罪)、第153条(抢劫罪)、第182条(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虐待罪)存在争议。[11]我们认为，1979年刑法未规定结合犯条款，认为存在结合犯的观点是误将其他犯罪形态混同于结合犯。
1997年刑法中是否存在结合犯，值得思考。有观点认为第229条第1款规定的是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规定的是受贿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由受贿罪和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合成的结合犯。[12]我们认为，第229条第1、2款仅规定一个罪名，即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仅仅是第1款的加重构成。因此，1997年刑法典第229条并未设置结合犯。值得争议的是第239条绑架罪是否结合犯。有观点认为，1997年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罪是典型的结合犯，由敲诈勒索罪和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结合而成。[13]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它是《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2条增设的罪名。1997年刑法典继承这一规定，并增加“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这一行为方式和赋予独立的法定刑，同时将以出卖为目的的行为作为加重情节并入后面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中。[14]绑架人质与勒取赎金均属本罪的实行行为，绑架是勒索的手段，二者密切结合。然而，绑架罪的成立并不要求两个行为同时具备，只要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就具备本罪的客观要件，达到本罪的既遂。因此，绑架勒索罪并不符合结合犯的构成，而属于牵连犯。
就本案而言，有观点主张应定绑架罪从重处断，也有观点主张应按绑架罪与故意杀人罪合并处罚。绑架勒索罪中“致人死亡”结果，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外界某些不利情况或绑架方法过失或由于而致使被害人死亡;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将被害人绑架之后，由于被害人反抗或为了灭口、或因勒索财物不成而故意杀害被害人。刑法第239条明确规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本案中，行为人陈某出于勒索财物的目的而杀死被害人的行为，属于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结果加重犯情形，直接依照量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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