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审判机关取证原则
刑诉法第43条、45条以及《解释》第54、55、56条分别规定了审判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权利义务和一些具体的操作程序。前文已经提到，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具有较强的职权主义特征，我国现行的庭审方式并非典型的对抗制，而是仍然存在较大程度的法官职权运用。在这里姑且不论法官积极运用职权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这对矛盾统一体的利弊，至少现有立法已经明确了收集调取证据既是审判机关的权力，也是审判机关的义务。这与当事人中心诉讼模式下法官居中裁判、不负有收集证据义务的原则完全不同，也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规则之一。
2、最佳证据规则
按照法学理论界的通说，最佳证据规则适用于书证，是指原始文字材料的效力优于复制件，因而是“最佳证据”。随着复制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这一原则也发生了一些变通，在法律规定的一些例外情况下，复制件的效力等同于原件。最高法院《解释》第53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复印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内容的照片、录像。……”这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所规定的最佳证据规则不仅适用于书证，而且适用于物证。
3、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原则
言词证据是指以人的语言表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在法定的证据种类中，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以及鉴定结论都属于言词证据。当代各国刑事证据法普遍禁止将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非法获取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刑诉法第43条和《解释》第61条明文禁止了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并明确了非法取得的证言、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等等。
证据有下列七种：
1、物证、书证；
2、证人证言；
3、被害人陈述；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5、鉴定结论；
6、勘验、检查笔录；
7、视听资料。
这表明，证据资料只有上述法定的表现形式才能进入刑事诉讼，但是，具有法定表现形式的证据资料不一定都是具有客观性、相关性的证据。
刑事证据的“三性”是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为我国传统证据法学所关注。客观性，是指从主观经验上看证据是反映客观事实的材料。关联性，是指从逻辑上看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有实质性的联系。合法性是指从规范上看取证主体、取证程序和证据形式合乎法律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人民检察院在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办案活动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以证据为根据。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指控犯罪时，应当提出确实、充分的证据，并运用证据加以证明。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遵循客观公正原则，对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都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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