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王某、叶某分别是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2001年7月13日晚，被告人王某召集被告人叶某等村民委员会成员开会，研究将该村所有的两片杨树林砍伐出售，用于清偿本村所欠的债务。会上，与会人员对砍伐出售杨树均没有异议，并决定两片林木总的售价为人民币7000元。次日，被告人叶某联系买主朱某，收取了朱某3500元后，在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核发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让朱某砍伐树木115棵，合计30余立方米。
本案对村民委员会能否成为滥伐林木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发生争议。
笔者以为，本案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条件及特征，依据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追究该村民委员会的刑事责任。
第一，将村民委员会排除在单位犯罪范围之外是立法上的疏漏。
我国刑法总则未对单位犯罪的概念作出明确的规定，一般认为单位犯罪是以单位名义，由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代理人或其他单位成员，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为单位利益而实施的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其特征表现为：1.单位犯罪是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2.单位犯罪是由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代理人或其他单位成员，在单位意志支配下实施的犯罪行为。3.单位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是单位犯罪”。也就是说，认定单位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二是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法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中规定的“单位”外延远大于法人，但应当包括法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村民委员会符合民法中“法人”的条件，也完全符合单位犯罪的条件及特征。
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对村委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村集体财物，挪用村集体款项，构成犯罪的，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百七十二条分别以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而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均表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显然两法条中的“其他单位”包括了村委会，超出了刑法总则第三十条单位犯罪主体列举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规定范围。因此，将村民委员会排除在单位犯罪的范围之外是立法上的疏漏，而1999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中对此也没有作出规定，建议通过立法修改或解释，将村民委员会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