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死在鱼塘里，妻子生前与丈夫关系不好，事发前她曾为其买了105万的保险，受益人是她自己，丈夫死前她又买过大量的安定片。种种巧合以及妻子的亲口供述，使妻子邓秀琼和其妹夫毛定稿最终被认定为凶手，2003年11月，两人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保险诈骗罪判处死刑。但是，根据二审法院的裁定和发回重审，广州市中级法院4月5日重新作出判决，以 “杀人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邓秀琼和其同案犯无罪，两人当天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回到阳山县老家。（《信息时报》4月7日）
这起案件疑点颇多，一审判决中就有三大疑点：有罪供述自相矛盾、死者死因各执一词、作案时间疑点重重。但是，此案中，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就是说不能排除是这两名被告人作案的可能。因此，本案面临着两难抉择，一方面，如果判处被告人有罪，那么就可能冤枉好人；另一方面，如果宣告他们无罪，也极有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所以，当法院宣告邓秀琼和其同案犯无罪后，被害人的家属非常奇怪，也非常伤心。的确，两名被告人宣告为无罪了，但人已经被害了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到现在为至没有人为此案承担刑事责任，如果不能进一步搜集到这两名被告人犯罪的有力证据或者捉住真凶，甚至就永远没有人为此承担刑事责任了。
但是，在一个现代法治社会，面对这样的两难抉择，无疑要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要恪守“宁可放纵一千，不可冤枉一人”的价值目标。因为，定罪判刑是国家对于公民发动的一场“战争”，是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因此国家机关要对公民个人限制自由乃至剥夺生命权益，必须有充足的证据，遵守严格的程序，依照法律的规定，才能进行。如果国家机关根据有疑问的证据，可以随意地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那么，每个公民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人”，公民的自由、财产及生命随时都处于没有安全保障的状态。这种“法律安全”的缺失比公民受犯罪分子的侵犯可怕的多，因为公民受到犯罪的侵犯可以求助于国家机关，而受到国家机关的有意侵犯却无法向谁求助，更何况，国家有组织的暴力比犯罪分子个人或团伙强大的多、可怕的多。因此，面对两难抉择，我们当然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而选择对于公民权利保障更为有力的“疑罪从无”的原则。
从媒体近期披露的几个案件来看，聂树斌的案件基本上是遵循的是“疑罪从无”的原则，也就是在对案件有疑问时，在被告人声称自己被刑讯逼供时，法院坚持以其有罪进行判决；佘祥林的案件则是遵循的是“疑罪从轻”原则，在其妻子是否死亡及其他证据上都存有疑问时，法院在多次发回重审后，最后又不得不判，但不判处死刑，而是留有余地，改判为有期徒刑；而邓秀琼案，法院真正坚持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证据存有疑问，顶住压力，改判为无罪，案件虽然是个案，却让司法前进了一大步，终于让纸上的原则在现实中生长，可喜可贺。
因而，只有真正坚持了“疑罪从无”的原则，才能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而只有公民的法律安全有保障的社会，才是一个法治和文明、和谐的社会。当然，在强调保障公民的法律安全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每个公民不受犯罪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查清邓秀琼案中真正的凶手，给被害人一个交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