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应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刑法在溯及力方面的一项重要原则，“从旧”要求按嫌疑人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从轻”则将行为时与行为后的不同法律规定相比较，择其轻者加以适用，体现了当代刑法发展的轻刑趋势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从旧兼从轻 价值取向
一、基本案情
1999 年3月4日15时许，犯罪嫌疑人耿某在驾车途中，因采取措施不当，与对面车相撞，造成对方人员一受重伤，一受轻伤，两车车损3万余元。事故鉴定耿某对此应负全部责任。案发后，耿某于1999年3月5日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22日被取保候审，但在案件移送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耿某外逃，致案件不能正常审理。后经公安工作，耿某于2001年10月16日被抓获。
二、分歧意见
在此案的处理上，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耿某不构成犯罪。因为耿某犯罪是在1999年3月4日，按当时有效的司法解释，交通肇事重伤一人以上，或造成公私财产直接损失数额3万元以上的，构成交通肇事罪，据此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由于耿某取保侯审期间外逃，此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10日对审理交通肇事案件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按照新解释，本案交通肇事造成的后果就未达到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标准，因此，耿某虽于2001年10月16日被抓获，但本着从轻原则，应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耿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耿某的交通肇事行为，按照行为当时的司法解释，其所造成的后果，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之所以诉讼迟延是由于耿某取保侯审期间外逃。所以，对于新颁布的司法解释，耿某并不适用，仍应按从旧原则，以行为当时的司法解释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笔者观点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耿某若不外逃，按其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对此大家并无异议。但因其于取保侯审期间外逃，其间新的司法解释提高了对交通肇事罪的认定标准，若依新的司法解释，耿某就未构成交通肇事罪。所以，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从旧兼从轻原则是否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
笔者以为，“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应适用于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从旧兼从轻”原则作为刑法在溯及力方面的一项重要原则，“从旧”要求按嫌疑人行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从轻”则将行为时与行为后的不同法律规定相比较，择其轻者加以适用，体现了当代刑法发展的轻刑趋势和人文关怀。这一原则是符合法理与实际需要的。
但对于本案耿某及采取强制措施后外逃的犯罪嫌疑人，笔者以为，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有如下不妥：
1、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重要原则之一，它要求罪与刑应相当，罪刑应相称、相均衡，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罪轻罪重应当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本身和其他各种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就本案而言，我们可以设想，若耿某不外逃，他必然已被起诉、审判，追究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现在，若不仅不因耿某的外逃行为加重对其的处罚，反而因其外逃期间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而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恐难以体现刑法对他逃避侦查主观恶性的否定评价，难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有悖于新刑法相关司法解释的价值取向。1979年旧刑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1997年新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通过对二法条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刑法对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行为始终持打击态度，只不过，新刑法对此方面的打击更为严厉，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由旧刑法所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提前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环节，因此，可以说，刑法对逃避侦查之行为从严打击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本案若因耿某逃避侦查行为而致免于追究其刑事责任，恐有违新刑法相关价值取向。
3、有悖于司法公正。公正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目标之一。刑事立法确立了一般公正。但由于法律规范本身的局限性，在适用于个别案件时，这种一般公正并不能“天然”地转化为个别公正，而待于能动地刑事司法活动有所作为。为此，英美法系设立了作为一个独立法律渊源的衡平法，来衡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这种法律规范的僵硬性与现实生活的流动性，则主要通过司法裁量加以消弥。而我国主要表现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以及法官通过良知与公正进行自由裁量。在此，我们不能否认，“从旧兼从轻” 原则作为几大刑事司法原则之一的重要作用，它较广泛地体现了正义，保障了人权，具有概括性的指导意义。但这一原则适用于特殊案件、特殊情况时，例如耿某之案，我们可以设想，与耿某犯罪行为类似，但未逃避侦查、起诉、审判的犯罪嫌疑人肯定已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此时若对本案适用该原则，耿某将免于刑事责任，这种结果恐难体现“从旧兼从轻”原则应有的正义，也有悖于司法公正。此时，就需办案人员通过个案司法，纠正一般刑事司法原则在特殊案件、特殊情况下出现的偏差，以体现特殊案件、特殊情况下的司法公正。
因此，笔者以为，对于本案犯罪嫌疑人耿某不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推而广之，对于采取强制措施后曾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在适用法律时也只应依“从旧”原则定罪，同时考虑其曾外逃的情节加以量刑。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在此，笔者还建议，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如本案情况，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从旧兼从轻”原则加以细化，对特殊案件、特殊情况作出限制性规定，以使一般立法公正能顺利转化为个案公正，同时也解司法之困惑。[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