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过程：2005年5月，县纪委接群众举报反映该县棉种场场长陶宜水等行管人员有经济问题。纪委通过召开座谈会、调帐核查未果。同年3月7日刘家成（原棉种场主办会计）被通知到案后，即向纪委主动、全面交待伙同陶宜水、吴基银（原棉种场出纳会计）贪污的事实。至此，纪委在已掌握吴、陶二人主要犯罪事实情况下，于3月8、9日分别通知吴、陶到纪委谈话，经办案人员政策教育、出示帐目等，吴、陶两人才分别于3月9日、11日交待贪污事实。后纪委将本案移送检察机关。
基本案情及诉讼过程：公诉机关指控：1、陶、吴、刘三被告人共同贪污事实。1999年2月至2004年3月间，陶、吴、刘利用职务之便，事先共谋，多次采用虚报工资、奖金、家属住院补助费等名义，侵吞公款73140元；2、吴、刘两被告人共同贪污事实。1994年至2002年11月间，吴、刘合谋，采用篡改帐目数据、少报收入等手段侵吞公款36976元；3、吴单独贪污事实。2004年3月吴基银利用出纳会计职务便利，私自用红字冲出帐款4974元归其个人所有。故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刘家成系自首。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吴、刘、陶贪污罪名成立，且吴、陶二人与刘家成一样接通知到纪委把问题交待清楚，三被告人均应具有自首情节，决定减轻处罚，判处吴基银有期徒刑四年、刘家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陶宜水有期徒刑三年。对此，公诉机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吴、陶二人也具有自首情节并减轻处罚，显属认定事实有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遂提出抗诉。经二审法院开庭审理认为：原审被告人刘家成于2005年3月7日到案主动、全面交待伙同吴、陶共同贪污事实，这说明纪委已经掌握吴、陶的主要犯罪事实。且吴、陶到案后通过对帐目等才交待犯罪事实，依法不应认定吴、陶具有自首情节。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遂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对吴、陶量刑部分，维持吴、陶定罪部分；维持对刘家成定罪量刑；改判吴基银有期徒刑六年；改判陶宜水有期徒刑五年。
与普通刑事案件抗诉相比，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风险大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职务犯罪证据的不稳定性、检法两家对法律适用及证据采信认识上的分歧等，从而加大了此类案件抗诉的难度。就本案而言，系三人共同贪污案，案情较为复杂，不仅发案时间久，作案跨度长，且涉案数额大，加之该案是由县纪委调查后移交检察机关，如何从纪委查案过程中把握自首情节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可谓见仁见智，颇有争论。据此，本案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一审审判直到抗诉二审改判，期间感受刑事抗诉的多元价值，值得提炼和总结。
观念价值 观念进步是最大的进步。多年的办案实践表明公诉工作始终把依法指控犯罪作为重中之重，诉讼监督只是附带性工作，且公诉环节上的侦查监督和审判监督的力度也相差甚远，表现为侦查监督基本到位，审判监督不尽人意，甚至有弱化的趋势。分析原因除抗诉标准高、考虑检法两院关系、审判最终裁量权等客观因素外，更应从检察机关自身找出主观原因。那么如何改变公诉工作抓依法指控犯罪一手硬，抓审判监督一手软的现象呢？
一是要在提高监督意识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解决公诉干警对公诉权单一模糊认识问题。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权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批准或决定逮捕权等只是法律监督权的派生权力，都从属于法律监督权。从这一意义上讲，公诉权的行使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律监督权的一种体现。因此，作为公诉干警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公诉权的法律监督性质，自觉把依法指控犯罪和强化诉讼监督统一于公诉工作的全过程，做到依法指控犯罪和强化法律监督并举，使公诉工作路子由窄变宽，推动公诉工作全面健康协调发展。
二是要在运用抗诉手段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解决审判监督力度问题。当前，刑事审判监督薄弱的现状已不容忽视，而抗诉作为有效的刚性监督手段，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为此，公诉干警要从办案中有无不愿抗诉、不敢抗诉、不会抗诉等实际问题入手，认真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审判监督“软”的症结之所在。具体到日常工作中，就是要有意识地引导公诉干警加大对法院裁判的审查力度，增强抗诉书说理部分的论证，或者有针对性地组织干警对一些典型案件的性质、情节及法律适用等，采取个案小结的方式，不断提高审查裁判技巧。其目的就是要鼓励、培养公诉干警在平时办案中自觉养成一种监督意识或监督习惯，激发干警们的监督热情和激情。只有把刑事抗诉手段运用充分、到位，才能不断强化刑事审判监督力度，彰显法律权威。
责任价值 细节决定成败。有人认为，抗诉案件的成功与否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在于案件本身的细节即抗点。抗点把握好，事半功倍，抗点把握不好，有时则事与愿违；二是在于审查案件的办案人员，人在抗点把握上起决定作用。因为从案件本身的细节来看，表现为法院裁判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认定及适用法律等是否确有错误，可见案件本身的细节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办案人员如何发现和把握细节？细节是抗诉案件的突破口，但细节的背后往往是一份责任的体现，这就是日常办案中为什么会出现同一裁判由不同的人审查结果却不同的原因之所在。当前，随着法院公正与效率审判改革的推进，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实践中因案件事实、证据认定有误，或量刑明显不当的裁判已大为减少，更多的有误裁判表现为：重要证据违反法定程序采信、相同案情或同案犯量刑失衡、检法两家认识上的差异等。这就对公诉干警在审查法院裁判时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具备良好的法律功底和办案能力，还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因此，公诉干警在审查法院裁判时，一定要严谨细致，切忌粗枝大叶，要善于从案件细节入手，察微析疑，提出抗点，做到抗诉不仅是一项检察职权，更是一份责任价值的显现。就本案来讲，其抗点是一审法院认定吴基银、陶宜水具有自首情节有误，导致对吴、陶二人量刑畸轻。该抗点的提出，离不开办案人员对纪委调查三人时间先后、三人接受调查交待情况及纪委掌握三人线索等案件细节的综合分析、判断，从而形成并支撑抗点，使得抗诉的主张在事实和证据上更具有说理性和法理性，也反映出办案人员的那份细心与执着。[page]
尝试价值 尝试大于改判。一直以来改判是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价值追求，也是衡量抗诉案件质量的重要指标。改判故然很好，但有的地方却将改判作为公诉业务考评的重要内容,甚至要求提出抗诉的刑事案件改判率要达到百分之百，否则要么撤回抗诉，要么考评扣分。对此，笔者认为，这种唯改判是瞻，不看过程看结果的做法，失之于偏，值得商榷。一是有悖于刑事抗诉的原意。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能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目的是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可见，抗诉只是启动诉讼程序的一种手段，改判不是检验抗诉成功的唯一标准。因此在实践中应提倡能改判更好，不改判也并非失败的抗诉观，对理论上存有争论、认识上存有分歧的个案，具备抗诉条件的，要有理有据，依法大胆提出抗诉。二是束缚了刑事抗诉职能的发挥。把改判率列入业务考评范畴，符合刑事抗诉从严掌握之精神，也能体现抗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化，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分的强调改判率，势必给刑事抗诉工作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表现为提出抗诉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甚至会出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产生怕抗、怠抗的思想，特别是如前所述某些值得抗诉的有误裁判，由于受百分百改判率的困扰，更不愿去尝试或不敢去尝试，又何谈抗诉的效果呢？因此，实践中应提倡刑事抗诉既要于法有据，又要在慎重中敢于尝试，不去勉强抗诉也不要轻言放弃，否则将自束手脚，限制刑事抗诉职能的发挥。就本案来说，案发之初县纪委的介入本身就存在证据转化问题，给自首情节的认定带来一定难度，各地对此也认识不一。为作有益尝试，该案在向法院起诉前，经多次慎重讨论、反复推敲案情及相关法律依据，决定以吴基银、刘家成、陶宜水三被告人构成贪污罪，刘系自首提起公诉，同时将吴、陶二人不具备自首情节列入辩论焦点，并预测一审法院可能判决的结果。正是检察机关预案在先，准备充分，当一审判决认定吴、陶均具有自首情节时，依法尝试抗诉自然顺理成章，且抗诉主张得到了上一级检察院的支持和二审法院的采纳，从而感受到尝试后成功带来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