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法学家曾经预言：由于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将导致传统的解纠方式和社会调整机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法律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成为历史的必然。现代学者伯尔曼也指出：“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施行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或多或少的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然而，这种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最显著之处就在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对民事诉讼程序的变革，尤其是对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确立和完善。？这种变革一方面使当事人可以在没有专业律师的指导下通过一套便利的程序参与诉讼，解决纠纷。另一方面也有效地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率，使司法大众化、平民化。本文拟通过对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理论分析和比较，借鉴与参考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体例，结合我国简易程序的实施情况，对该程序的完善作一探讨。
一、小额诉讼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小额诉讼的背景资料
简易程序是相对于普通审判程序而言的，它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其产生有一个普通程序-普通程序的简化-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的再简化的过程。？小额诉讼程序亦是如此。早期，传统的法学领域深深地受到了“程序优先权利”这一古老法谚的影响。在民事诉讼上就表现为诉讼制度的形式主义和理性主义，民事诉讼机制被设计为一种极为缜密的，必须由职业法律家参与运作的程序或过程。当事人通过一系列繁琐的诉讼程序从而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正义。然而，生活节奏的加快和民事纠纷的多样性、复杂性，迫使人们希望通过一种更快捷有效的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通过普通程序解决那些性质简单或金额较小的纠纷时，当事人投入的诉讼成本（或称诉讼投资）远大于所获得的胜利结果。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获得正义的希望，对诉讼敬而远之。就国家而言，大量未能审结的案件的堆积，审判资源的极度浪费不得不转而对普通程序进行简化。与此同时，法学家们也不得不面对“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的尴尬，开始考虑将诉讼经济原则、效益原则摆到一个更高的地位。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态度，即“只要能够以符合实际并让当事人满意的结果来解决纠纷，不必拘泥于法律的严格适用”，这种态度开始并且已经影响到审判的制度理念。？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出现正是基于新的制度理念，出于对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重视，以尽可能低的投入获得诉讼的最大化，提高诉讼的效益，使当事人能以与诉求金额相当的费用实现其权益。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发展的加快，人们客观上要求以快速便宜的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率，促进司法的大众化的现状使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出现成为必然与必要。
（二）小额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
小额事件是指案件情节轻微，诉讼标的金额特别小的事件。当然，它并非专指小额金钱给付请求，还包括请求给付金钱以外的其他替代物的情况，如小额消费交易产品瑕疵的救济、零售商的价金请求、小额消费借贷及小工程承包工程款的给付请求等。小额事件因其金额的特殊性，需适用特殊的程序进行审理，从而引发出小额诉讼的概念。然而由于理论界对何为小额诉讼程序尚缺乏准确的界定，加上我国现行的理论和实践未规范区别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导致形成小额诉讼程序即简易程序或简易程序的再简化的误区。笔者试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对小额诉讼程序作一界定。？从广义上讲，由于立法的原因，小额诉讼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只是由于标的金额的不同使案件在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进行了划分。在这个意义上，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并无大的区别，我们不妨将它界定为：简易法院或地方法院审理小额、简易程序案件适用的一种特别程序。从狭义上讲，这是一种以提高办案效率促进司法服务大众化为目的，正在发展的未成熟的诉讼程序，是有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独立的程序。我们将它界定为：用来救济小额轻微权利的简易快捷的特别程序。本文在以下所讲的小额诉讼程序仅指狭义意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程序，其设立除了社会现实的原因外，还存在深层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设立小额诉讼程序的理论基础在于：
1、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效率正义。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分析还是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微观经济法学方法都确立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只是后者更是在前者的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了定量分析。作为经济分析法学的集大成者美国的法学家波斯纳在其同胞R.科斯（RonaldCoase）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将法律制度的设计原则确定为效率原则，并进一步将经济分析方法扩大到几乎所有的法学领域，使得经济效益成为经济分析法学的核心，将经济效益作为取舍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效率就是诉讼正义与公正。这种观念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今天尤其具有生命力。那么作为法律制度的诉讼制度与经济之间联系何在呢？笔者以为主要就体现在法律效率上，即诉讼制度（程序）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是阻碍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现存的诉讼制度是不是最佳的，能不能通过调整进一步提高效率，实现正义，这是其一。其二是诉讼制度本身的效率问题，也就是说这一诉讼成本是不是最低的，还有没有降低的可能。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诉讼制度的成本主要由立法成本、维持现有制度所耗费的社会资源以及当事人为解决法律纠纷所花费的成本。除了立法成本和所耗的社会资源是政府在维持法律制度的直接开支外，大量的成本和费用都是由当事人支付的。这些高额的成本支出事实上制约了诉讼活动的进行，制约了诉讼正义的实现。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量经济纠纷中，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就是以“迅速地获得财产或债权的返还或陪偿为目的”。？对他们而言，效率就是最大的正义。因此，有必要通过缩短诉讼周期、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费用等手段来实现诉讼制度的低成本化。而这种在兼顾公平的前提下，提倡效率优先的小额诉讼程序无疑具有极大的经济优势。它通过短暂而不草率，简化而不随意，低廉而不劣质的程序极大地促进了纠纷的解决，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的稳定。
2、从宪法的角度看，人民享有接近司法、接近正义的权利。在法治国家，接受司法裁判权是人民享有的一项由宪法保障的最基本性权利。？为了实现这一权利，必须使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距离拉近，使司法大众化。现代国家所倡导的“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主张，绝大多数纠纷在其他机构部门无法解决时，以司法程序（法院审判）为最终解纠手段。这样客观上使司法成为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为了保证这一屏障的坚固，宪法赋予公民诉讼权利上的保障。然而，这种保障往往着重于尽可能帮助公民于诉讼中为严密之攻防、辩论及赋予更多的审级救济机会，亦即偏向于帮助人民追求一慎重而正确的裁判，以实现其实体利益，而忽略了当事人所欲保障的实体权利与其行使权利过程中所支出的劳力、时间、费用比例是否相当的问题。为了保障公民不因贫富贵贱平等地享受司法保障的权利，平等地使用司法资源，行使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应尽可能简化法的诉讼程序，减轻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负担，保障当事人有接近裁判的机会。因为“如果只有富人才能付得起钱利用这种制度，那么即使用精心保障的司法制度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因此，从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制度的机会，接近正义的角度出发，应设立快捷的小额诉讼程序。以英国全面修订《民事诉讼规则》为例，沃夫爵士就旗帜鲜明地以《接近司法》（Accesstojustice）为题，倡导简化诉讼程序，改革诉讼规则，消除诉讼拖延，降低诉讼成本，增加诉讼的确定性，强化公正审判，促进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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