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100周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本年度命名为“国际物理年”。不知物理学的璀璨荣光能否藉此照射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笔者倒萌生了重申法学领域的另类相对论——“侦查的相对论”的想法。诚然，此论非彼论，形似而神离。
一般来说，犯罪案件发生后，侦查工作随之开展，有关疑问也因此出现：案件是否一定能侦破？或者说破案率能否达到100％？这是一个形而上的设问，却同侦查管理的基本制度密切相关。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绝对论与相对论。
前者指出，“犯罪行为是一种物质运动，它按一定的客观规律发生发展。因此，必须确信犯罪行为是可以认识的，刑事案件是可以侦破的。”后者则认为：“从总体上说，尽管‘事物是可以认知的’，但现实中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还有各种局限，我们工作还有某些失误，客观与主观叠加起来，就会出现‘无头案’，这就是侦查工作的现实。”
这种纯学理的争论看似思辩，实则足以用来指导实践，影响现实的制度运作。就拿侦查人员业绩考核制度来说，理论指导不同，考核制度便不同，造成的结果也大相径庭。
基于“绝对论”，既然犯罪案件是可以必破的，那么，具体案件未能侦破理应归因于侦查人员，或者是能力不济，或者是工作不负责任等。因此，第一种评价模式是单纯强调降低发案率、提高破案率，甚至把发案率和破案率当做考核侦查人员业绩的惟一标准。
而以“相对论”为基础，又可导致第二、三种模式。第二种是承认发案率、破案率的升降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以侦查人员的能力为转移，进而认为犯罪率高、破案率低不一定是坏事，甚至认为犯罪率高（或破案率低）即说明立案率高，这反映了侦查工作认真、负责，立案与报案渠道畅通。据此，衡量侦查人员业绩应以接报案数为标准，如果侦查人员发现的案子越多则其被提升越快。第三种是主张采取多种指标评价侦查工作，既重视发案率与破案率的统计，又重视发案时钟、各类案件的比例、警察与人口的比例、发案动态趋势、公众安全感、满意度、警民关系等其他多种参数。
在我国，一度习惯于将发案率与破案率同侦查人员的业绩挂钩，将发案数下降说成侦查人员的工作成绩，将发案数上升、案件未能侦破归咎于侦查人员。其评价效果往往差强人意。相比较而言，第三种模式应当成为我国未来的合理选择。
回到“绝对论”和“相对论”的取舍，则可以得出赞同“相对论”的结论。至于具体理由，兹补充如下：其一，虽然从哲学上讲“万事万物都是可知的”，但“认识是相对的”，就人类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而言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其二，侦查工作的认识过程具有逆向性，侦查人员并没有“魔法水晶球”和“时空隧道”，必须遵循一套严格而略显繁缛的法律程序查案，因而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最后，从实践来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侦查能做到100％破案。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侦查的相对性总是客观存在着，这种相对性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这是侦查相对论的应有之义。笔者也由此想到公安部门正在推行的“侦破命案专项行动”。
去年11月，公安部提出公安机关要向“命案必破”的方向努力。由此引发了激烈争论。批评者认为，历史上发生的命案且不说，即以当今科技、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要做到命案每案都破，谈何容易？当警方把命案必破确定为工作政策性目标的时候，其中当然不乏隐忧，例如不破不立、刑讯逼供、冤假错案、浮夸不实等；赞同者则认为，“命案必破”仅是一种努力的方向、一种奋斗目标，它表明了公安机关同恶性犯罪坚决作斗争的决心，何过之有？化解这一纷争，“侦查相对论”可谓天然良方，应该能够“药到病除”，确定一个合理的界限。这也正是笔者漫谈旧论的意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