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方自行协商”方式
据广州市卫生局数据：协商方式在处理医患纠纷中占比最大。协商解决纠纷数量占比五年平均占比为86.4%，为该院医事纠纷主要解决途径。但随着《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实施，该方式不断弱化，作用和价值将大打折扣。根据该办法，一万元以自行协商和解方式只能应用于争议较小、责任不重、问题不大的纠纷中，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协商的被滥用和规避监管的情况，但实践中，医事纠纷往往涉及的金额较大，该种方式因可协商数额较小，协商和解范围大大缩小，大部分医事纠纷无法适用该方式。虽“双方自行协商”作为法定方式，但该方式日渐式微，正逐步退出纠纷处理方式。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方式
这是当前大力推进的一种方式。以《广州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若干规定》为例，调解被当作是一种优先方式。调解不成，再选择以行政、司法、仲裁等合法途径解决纠纷。国内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主要包括：“宁波解法”、“天津模式”、“山西模式”、“南通模式”、“济宁模式”等。
在广东，调解也是被推荐的方式。调解的长处很明显，但也面临日益增加的难度和非议。突出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1、一是调解的常态就是给钱结案。一些地方滥用调解，只要能结案就行，“摆平就是水平”。以致不少医院专门准备用于“摆平”纠纷的费用。对错、是非、合法与非法等等都不是关注的要点，只要能结案就行。调解往往让“案之事”演变成为“钱的事”。
2、二是调解往往无书面对错分析，缺乏后续指引，难为类似事件的预防和处理提供借鉴和启示。有调解，但无后续指引;有经验教训，但缺乏示范作用。个案处理是调解的特色，但在案能结、事能了之外，却并未给当事人、社会、正确的后续的指引和制度预期。不能创新理念、缺乏示范功能，调解必然局限于一时一地，而不能发挥更加普遍性、规范性的功能，更遑论用于提高医术、提升管理和提高依法行医能力。显然，调解立足于个案，治标差强人意，治本则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3、三是模糊法院、行政、调解委员会之间的权责界限。调解作为自治领域，既不适合直接官办，也不宜由官方直接参与进行。但现实是，一方面，官方参与度过高，如很多地方由政府机关等组织，有编制、有经费、有办公场所等。另一方面，不少地方法院、法官解决医事纠纷也强调突出应用调解。法院调解大幅上升的同时，法院、行政和调解委员会之间走向趋同，其权责界线不明。法院本应提供有理由和有依据的法理说明、法律答案与后续指引等功能，这些均告落空。
总之，调解的滥用和误用，并不利于医事制度建设，也不利于法治主导下的医患和谐的有序形成。
三、“行政处理”方式
行政处理虽是一种法定方式，行政调解也是行政处理中的一种方式，其同其他调解方式也有综合使用，但种种原因，该方式基本上既不作为一种日常的常规选择，也让按此方式处理的案件处于低量徘徊状况。
要提醒的是，虽在医事纠纷中，比较其他方式，“行政处理”方式基本或者甚至不用，但从政府法治建设角度，“行政处理”的缺位也表明这样一种行政监管在调整医患关系、医生管理、医院监管等方面处于乏力甚至不力之状况。
四、“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方式
诉讼方式虽然存在审理周期长、判决金额不高等特点，却是一种值得期待和需要不断提升水平的法定方式。诉讼具有严格的程序性要求，在医疗纠纷诉讼中，通过法庭审理能够更加客观与清晰地对事实及法律问题进行判定，划分责任，并作出相对客观公正的判决。而且诉讼具有终极性及权威性，其作出的调解书或判决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果一方拒绝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诉讼可谓是医疗纠纷最可靠、最说理的解决方式。相对于前两种解决方式来说，民事诉讼是最具权威的医疗纠纷解决途径。
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其应然实效。根据广州市司法局统计数据，实践中医事纠纷处理的司法途径仅占全部解决方式的2.4%。司法资源紧张、病历证据认定困难、审判高度依赖鉴定、诉讼周期过长、诉讼风险高和诉讼成本高昂等是重要原因。
五、医疗责任保险
医疗责任保险为解决赔偿等风险，有关部门推出了医疗责任保险。2007年，国家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保监会就曾共同发文，为医疗责任保险提供了政策支持。《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第9条规定：“鼓励和支持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鼓励患者参加医疗意外保险。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引导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医疗责任保险虽然能缓解了一些矛盾，但实际效果远未达到制度设计状态，处于医院不积极投保、保险公司谨慎观望和医生感受不到实际帮助的两难境地。其原因包括：
1、医疗责任保险不具强制性，投保单位少。
2、缺乏数据和经验不足，保险业务难开展。
3、开拓医疗责任保险的兼具医学与法学的复合型人才缺乏。
4、医疗体制改革缓慢，不利于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对保险成本是否计入成本、计入方式;对医生个人是否交纳保险费意见不一;保险费的支出与保险保障的对价比、平衡点难以确定。
从司法实践看，下面的问题更真实面对，否则，医疗责任保险难以推动：第一，立法资源不足。把“医疗责任保险作为法定保险强制购买”存在立法依据不足问题。第二，赔偿数额并不是医方最担心和最关心的。已有的司法判决一再表明：即便医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同医院的收入和支付能力相比，实际赔偿额不仅不高，而且很低。第三，担心医院赔不起的司法环境，现在既不存在，也还没有形成。第四，期望能把医事争议引到院外，像车险一样交由保险公司处理的初衷很好，这也是医院最需保险公司的理由，但实践中根本或者难以做到。人身医事纠纷同已有的车辆保险纠纷完全不是一回事。患方是不愿意离开医院的。第五，医院是法人，保险是商业行为，是否购买保险医院完全可自由作主。除非存在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等法定事由，否则，强制购买存在对法人自由意志不当侵害之疑。
六、“医疗纠纷仲裁”方式
医疗法律法规中并未明确规定仲裁解决方式。广东明确了地级以上市可以试行医疗纠纷仲裁。比如，深圳医患纠纷仲裁院首批仲裁员24人，现有仲裁员56人，主要来源于深圳各大医院的专家，有部分的律师参与。首席仲裁员几乎全部属于法律专业人士。
据深圳医患纠纷仲裁院统计：目前深圳申请人仅支付100元即可立案，其他所有的费用由财政承担。截止2013年底共收案118件，标的额3200多万元，仲裁支持1500多万，支持赔偿额低于标的额的50%.2014年至今已受理75件，标的额约2150万，2014年可能超百件，案件80%调解解决。
但深圳医患纠纷仲裁院表明，仲裁仍高度依赖鉴定结果。各大医院医学专家作为仲裁员缺乏法律理论知识和法律实践，往往会走两个极端：要么闭口不讲专业判断而主张进行医疗鉴定，要么忠于其选定人，发表意见缺乏中立性。目前深圳医患纠纷仲裁可能出现两种趋势，一是存在医学会(仲裁员80%来源于当地各大医院)鉴定面临鉴定的中立性困境;二是法院几乎所有的疑难案件都依赖鉴定，根据鉴定进行调解或者裁决。
目前，如何启动医事纠纷仲裁程序、选择恰当的仲裁员和保证仲裁员中立性等正成为难题。
七、信访等其他方式除上述方式之外，实践中处理医事纠纷还有信访、媒体曝光等方式
虽然已明确建立涉法、涉诉案件信访终结制度，但“信访”仍在一种客观存在且被适用的方式，医事纠纷相关信访在现实中仍有大规模发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