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医疗事故之后，患者及其家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损害赔偿的问题。但是当问及具体会采取哪种纠纷解决途径时，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打官司”这种“陕刀斩乱麻”的手段，这是受我们多年的“诉讼最优论”影响的结果。诚然，诉讼是解决纠纷相对快捷和高效的方式，但是诉讼也有它自身固有的缺陷，如程序复杂、周期长、成本高等。因此，在了解到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在维权路径上便有了更广泛的选择余地，协商、调解、行政处理等都是可供考虑的选择。
以上种种误区显示出人们理解上的偏差和对相关法律知识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的空白和缺失。但是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为相关的争议和误区画上了相对圆满的一个句号。《条例》对医疗事故的概念界定、医疗事故的预测防范、医疗事故鉴定、医疗事故赔偿以及纠纷解决等内容均作了明确规定，也成为人们在医疗事故纠纷维权路上的指南和路标。与此同时，《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门法也为医疗事故的处理和纠纷解决提供了更上位的法律依据，自此，人们在面对医疗事故纠纷时便不再孤立无援，而是“有章可循”了。结合上述法律的规定以及人们容易走入的几大误区，现提出以下几点维权建议，希望为广大患者朋友在维权路上少走些弯路增添绵薄之力：
1.明确医疗纠纷与医疗事故的关系和界限。医疗纠纷的范畴要比医疗事故广得多，医疗事故只属于医疗纠纷的一部分，有些医疗损害并非医疗事故造成的，也属于医疗纠纷。只有那些符合医疗事故构成要件的医疗纠纷，才能被认定为医疗事故，并按照医疗事故的规定处理。相反，尽管发生了医疗事故，但如果患者一方对此予以谅解、不予追究的话，则不一定构成医疗纠纷。对于已经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可以援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权利的维护和救济；而对于未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则只能按照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2.客观公正地看待医疗事业。医生不是神仙，医院也绝非“保险箱”，医学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高风险行业，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可能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因此，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对医院和医生抱之以宽容，在某些特殊情况免除其法律责任。对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3条就规定了医院免责的六种情形：“(一)在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二)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 (三)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四)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五)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六)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
3.出现事故诉诸法律而不是暴力。凡事总有它的解决之道，对于医疗事故赔偿纠纷，从某种角度而言，我国现行的法律已经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模式，尽管目前看来可能还有很多不尽完善之处，但是公众对法律的信任才是法制进步的必要条件。任何时候暴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而且从长远角度来看，诉诸暴力者最终的下场也只能是接受法律这一更加“暴力”工具的制裁。
4.保存好病历等证据，适时地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完成应尽的举证责任。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患者应当首先证明其与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的医疗关系，以及发生了切实的医疗损害，而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不存在医疗过错责任则由医疗机构来承担。在这里还应当注意一个问题，交费单、挂号单等诊疗凭证及病历、入出院证明等证据可以证明医疗关系的存在。因此，为了完成应尽的举证责任，患者就必须学会保存好这些证据，而在提供证据确实存在困难时，患者则可以通过申请医疗事故的鉴定来完成相关证明。
5.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纠纷解决途径。当与医院心平气和地协商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患者可以采取第三人调解，向相关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以及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来解决矛盾纠纷。由此可‘见，在医疗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可谓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因此，广大患者及其家属一定要学会权衡利弊，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最终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