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披露，医院方面最新的表态是，“对这份遗书，我们其实可以接受，但里面两点内容让我们不能接受。之所以会说可以接受，是因为遗书其实凸显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如今医患矛盾突出的结果，并不能全部怪罪到患者头上。不能接受的有两点，一是他向我们索要30万，第二个是赔偿不到位不能搬动遗体。”
不论当初爆料者的信息从何而来，应该说，医院方面目前的回应还是值得我们点赞的。首先，对患者手术前写遗书的举动，表达了理解和同情；其次，事发后至今，仍坚持严格为当事患者身份信息保密，避免了网络暴力引发更严重的“次生灾害”。
相比之下，不少网友则“义愤”多了。有人嘲讽当事患者是“想钱想疯了”，有人指责“人家在忙着治病救人，他却在算计着如何坑人”。还有人甚至建议将其拉进医疗机构“黑名单”。
不过，当事患者真的是一个人品如此不堪的“坏人”吗?一方面，“索要30万”、“赔偿不到位不能搬动遗体”，对于当事医生、医院而言，这些做法可能的确显得很“鸡贼”、很“用心险恶”。但另一方面，从遗书内容中“赔偿款”分配的细节、对自己“丧事”费用预算的节制，我们同样也能看到当事患者在面临可能到来的死亡风险前，对家庭责任的最后一次担当。
所以，我更愿意把这件事看作是，在一个风险社会，当事患者可能只是出于最朴素简单的动机，基于个人的认知能力，做出的风险防范选择。我们当然承认，无论现代医学和治疗手段如何进步，却远未达到万无一失的程度，任何手术都有风险，而面对风险，除了亲人以外，医生肯定是最不希望出意外的人。但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对于手术风险的担忧，以及万一术后死亡，身后事该怎么办，是十分现实的考量。尤其是放在相关保障缺位、权利救济渠道不畅通的背景下，寄望于通过“术后索赔”的方式，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为身后事解忧，也就并不意外了。
从人性的角度说，也许每个普通人在某一瞬间都曾有过不太阳光的一面。具体到医患关系，如果只从个体道德的善恶层面来探讨是非曲直，恐怕无助于解决任何真正的问题。今天可以找出一个“算计”医生、医院的“坏患者”，明天自然也可能找出一个对患者不负责任的“坏医生”。个别“坏医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患者群体就占据了某种道德优势；同样，个别“坏患者”的存在，也不能拿来证明医生群体的弱势。尤其在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语境下，要说患者拿命换30万的“私心”有多么不堪，似乎未近情理。
有人说，这封遗书投射出了当下孱弱的医患信任关系。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正是由于缺乏基本的信任，患者才会对一场普通手术的风险无限放大，直至关乎生死。同样是缺乏基本的信任，让患者对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后的维权，都成为放不下的“身后事”。而现实中，无论手术失败的原因如何，也不论是否存在医疗事故或医生失职，一旦患者手术死亡，医院便不得不花钱买消停，也的确几成惯例。
然而，信任缺失，只是当前医患关系问题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将医生责任和医疗职业的客观风险分离开来。医务工作本身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其未知数太多—对疾病的认识、病情变化、技术水平限制等等。因此医疗事故，绝大多数都并非医务人员主观造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制度化的设计来尽可能分化风险，医疗服务才不至于动辄陷入医患冲突的困境中。
医疗纠纷在国外也并不少见，但为什么少见医闹呢?市场化社会，化解风险最直截了当的正是保险。因为具体到医疗事故的索赔时，医生和患者之间并无直接的利益关系，“医闹”也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比如，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医院都是私立医院，医生大部分都是自由职业者，为了避免医疗事故或医疗意外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医院和医生都必须分别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美国医生年平均收入约20万美金，其中约1.5万美金用于购买医疗责任保险，也就是相当于其年收入的7.5%，而外科系统和产科风险较大的医生投保费用可达5万～10万美金。除了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强制投保措施。当发生纠纷时，为了及时理清责任，保险公司会聘请法律、医疗等专业人员介入调查，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诉讼外解决纷争的作用。
强制要求执业医生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既是转移医生的风险，也是保证患者利益受损时能通过有效途径得到赔偿。同时，医疗责任险更是一种约束，医院或者医生，如果与病人纠纷不断，事故频发，不仅病人不来，保险公司也不会与之合作。据官方公开信息，中国保监会在2014年初，曾表示要推进医疗事故强制责任险，以加大对医疗事故受害者的赔偿力度，缓解医患矛盾。但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地区在试点外，应者寥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