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举行“‘国进民退’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指出，自2003年开始，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支持力度的差异是“国退民进”的根源。王小鲁表示，“国退民进”是已经存在的现象和值得担心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改革很有可能走到一个权力和垄断势力结合，追求既得利益、掠夺社会的“官僚化市场模式”，或者是官僚垄断的市场模式。张曙光表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我们试图对1950年代的“国有化”和今天的“再国有化”做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
我们对“经济”的理解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政策行为。对经济本质的理解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把经济理解为一种互动过程形成的秩序 ;另一种类型则把经济理解为一种达到某个目的的机械装置。如果把经济理解为秩序，那么，经由互动达成的结果就是一个自然事件，要尽量地减少对于作为秩序事态的结果的干预;如果把经济理解为机械装置，那么就必须以机械装置所要达到的目的为标杆对经济参与主体行为和经济后果进行干预。从评价的角度，也有两种相应的区分。如果把经济理解为秩序，则经济绩效不从结果来评价，因为这种结果在检验上脱离了在秩序本身之内活动的个人(布坎南，1991)。如果把经济理解为机械装置，那么评价就完全是结果主义的，机械装置的功能和目的是否达到预设的标准是评价的核心。
把经济理解为秩序意味着经济学的交换范式对于最大化范式的替代。交换范式在斯密、哈耶克、布坎南那里得到认定和强调。斯密在其经典著作中开篇就讨论分工和交易;哈耶克则从1949年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以及后来的《科学的反革命》中对于当时的主流最大化范式进行了较早的尖锐批判。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学的中心议题根本就不是一般均衡分析，而是如何达到那个均衡的过程，即经济秩序。同样在布坎南1980年代和1990年的作品中，最大化范式和交换范式得到清晰的深入论证，还把交换范式进一步拓展到政治分析中，与经济人假设一道，构成他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分析假设。
经济学的交易范式一个简单定理：1.基于一致同意的交易发生意味着交易行为发生前经济处于帕累托次优状态，因为有人愿意改变现状。交易只要发生，无数次帕累托改善就在发生，没有一个所谓的全社会的福利函数，只有无数个交易主体对于效用的主观判断，交易的结果，以及无数交易结果构成的宏观加总数据根本不是交易者个人所能控制和把握的自然事态;2.偏好是变化的、技术是变化的，无数次交易中发生的帕累托改善过程永无完结。那种对于其结果(其中包括收入分布结果)进行仔细监测并试图利用相关检测数据来制定经济政策，完全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这种经济政策的根本错误不在于其内在的逻辑自洽性，而在于对于经济本质的理解：秩序还是机械装置?[page]
中国当下出现的“再国有化”浪潮怎么解释?当初的“国有化”(1950年代)、后来的“民营化”(1990年代)、今天的“再国有化”(2003以来)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服从一个什么统一的逻辑?我以为，可以从对经济的理解得到逻辑一致的解释。三个不同的时期有三种不同的政治社会环境，形成一套当时的“应该”的信条，同时，另一个必要条件——“经济”在三个时期都被理解为一种装置而不是一个过程和秩序。为了达到当时看来“不可避免”的目标，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减人增效、以公益为名或“以共和国的长子自居”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国有企业控制力)”等等，一定时期内由于种复杂的、具有演化特征的各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形成当时的舆论导向，某个目标成为头等大事，而经济则被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和手段，可调整、整顿、重新国有化、民营化等方式实现那个不断变化的目的。
扭转这种政策的权宜性质，有赖于我们对经济本质的正确理解。经济无目的，经济无功能，经济是一个无数组成元素互动的秩序。其中，基本的特征是基于产权分立、契约自由的分工和交易网络的不断扩展。干预之手的出手之处在于如何保护产权、如何强制履行契约、如何克服交易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