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0年来，世界直接外资的流量发生了迅猛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的400亿美元一路飙升到了去年的9000亿美元。直接外资的累计总额已经接近10万亿美元，使之成为向国外市场输送商品和服务的最重要的方式——国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合计约为19万亿美元，而与此相对应的全世界出口总额却只有11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直接外资形式在几乎所有国家实现自由化时已经成为公司内部贸易的推动力量——直接外资是新兴的统一国际制造体系赖以生存的血液，已经占据了世界贸易三分之一的份额。但是，这样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经结束了呢?
直接外资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但也会让我们付出代价。20世纪70年代，直接投资国外的跨国公司(TNC's)刚刚引起人们注意的时候，很多政府都认为直接外资的代价超过了它的收益，因此采取了控制外资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权衡直接外资利弊的天平在发达国家的引导下开始发生倾斜，从前一直被认为是问题制造者的直接外资，慢慢开始成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
这种变化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国家的直接外资政策。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1991到2004年间发生的共计2156项变革之中，93%都符合为跨国公司创造更有利的投资环境的大方向。但现在，我们却面临着天平再次倾斜的真实的危险，这可能导致自由化的过程发生回潮。
发达国家的直接外资(新兴市场也有向这个方向靠拢的趋势)经常会采用跨国兼并(M&A's)的方式。但在涉及到被政界人士看作“国家领袖”、或者对国家的安全、经济、发展和文化特性有重要意义的国内企业时，对上述兼并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家常便饭。私有资产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兼并活动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争议，因为这样的交易通常被认为带有纯粹的投机性质。
打着“经济爱国主义”、安全和其它形形色色的旗号，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抵制兼并写进了本国法律。比如，美国参议院委员会不久前试图阻止放松外资对航空公司兼并限制的法律规定获得通过，无独有偶，欧洲刚刚出台的兼并法律其限制性也大为增强。不仅如此，在对外国公司的兼并进行审查时，各国政府在执行现有的监管规定时都变得更加一丝不苟。
上述反应中还夹杂着由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的崛起而导致的保护性行动，这些新兴市场企业成了“经济舞台上新的对手”。老牌的跨国企业和它们的源起国需要为迎接新势力的挑战做出调整，还要适应这些新贵企业对世界市场带来的变化。正如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所领悟到的，适应新的变化并不容易，只要对比一下法国阿尔卡特和美国朗讯合并与中海油收购雪佛龙或者米塔尔收购阿赛洛所引起的截然不同的反应，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page]
一旦外购服务的发展速度加快，另外一种形式的保护性动作很可能开始崭露头角——但这次是直接对外投资将要受到挑战。所有迹象都表明：外购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临界点，进一步的外购要通过直接外资的形式才能实现。如果外资输出国不加紧制定恰当的调节机制来应对实现服务工作可交换的这一迅速崛起的挑战，那么这种直接对外投资所引发的强烈反对情绪最终会无法避免。
直接外资所引发的不安目前还主要局限在发达国家的范围之内。但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忧虑正在向新兴市场悄悄地扩散。特别在涉及到大型项目时，有些东道国正在对界定自身与跨国企业之间关系的合同提出疑问，东道国政府也在对上述合同进行审查，理由是他们相信(不管这种想法是对是错)自己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在已知的219起涉及投资项目的国际仲裁诉讼案中，约有三分之二都是在过去三年内提出的。
对待直接外资的态度过去曾经改变过，未来还有可能再次改变，这取决于政府如何看待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牵扯到经济因素，而且还夹杂着维护国家安全和控制本国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在这方面，秘鲁总统候选人奥兰塔·乌马拉(Ollanta Humala)提出的“21世纪民族化”理念与法国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首创的“经济爱国主义”可谓如出一辙。
对直接外资的保守态度(任何外来事务也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在所有国家集团中普遍存在，而政治家们可以让这样的保守态度浮出水面，造成保护主义的后果。尽管如此，如果由过去20年来一直领导着直接外资自由化运动的发达国家再来带头发起抵制运动，这未免太过具有讽刺意味。我们只有共同盼望发达国家的反自由化浪潮能够在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之前得到有效的遏制，避免最终带来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