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完善了我国婚姻立法的不足，加强了人们的法律意识，使得婚姻关系中受损害的配偶一方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补偿自己所受到的损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即无过错方举证难的问题。“中国法学会2003年的一份调查报在H市随机抽取的100件二审离婚案件中，有24件提出损害赔偿，但因举证等问题，无一例获得赔偿。厦门市的400件一审案件中只有4例提出损害赔偿，仅有例获得赔偿。”由此可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实施确实不尽人意。鉴于这种结果，有学者认为应当适用离婚扶养制度以取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从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来看，其规定是很严格的，其中“过错方实施了法定的过错行法又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因此，举证主体则是婚姻关系中弱势的一方，也是受损害的一方，由于其自身能力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即：无过错方即使获得了证据，也会因为证据形式的违法而被法院拒绝采用，甚至还会有侵犯他人隐私权的危险。这必然会造成人们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信任，认为这一制度是形同虚设，不再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才能缓解举证难所产生的的弊病呢?
第一，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首先是证明标准的问题。目前我国法学界一致认为民事诉讼应当实行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盖然性证明标准是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证据上的一种证明标准，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官承担说服责任，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中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活动使得法官在心证上形成对该方当事人事实主张更趋采信方面的较大倾斜，那么，该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即告卸除。” 该学说的提出，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当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利用人们生活中采信，对于这种情况，多数学者认为，“应降低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或者是由无过错方提供线索，人民法院主动取证。还有学者认为可以考虑规定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物业管理部门等应有义务向法定机关出具共同居住事实的证明。”笔者认为，在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无过错方所收集的证据，只要不是采用严重侵犯他人人身权益的恶劣手段，法院就应该认定其证据的合法性。而且，过错方与“第三者”所实施的不道德行为严重损害了无过错配偶的人身权益，这种侵害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能否被视为隐私加以保护仍然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诉讼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由无过错方承担证明责任。“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是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的依据。”如果无过错方无法证明对方存在过错，那么将要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不但无法获得补偿，还要支付诉讼的费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让弱势的无过错方承担这样的责任是显失公平的，更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原本是要通过法律的救济弥补无过错方的损失，实际上却造成更大的损失。对于法官来说，即使明知无过错配偶受到了损害，由于证据不足以证明过错方配偶实施了损害行为或者所提供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而不能被采信，最后无法判决过错方配偶承担法律责任，使其逃避了法律的制裁。长此以往，人们就会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失去信心，该制度所要达到的威慑效果也无法实现。针对上述情形，笔者认为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实行过错推定原则是有重要意义的。过错推定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区别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过错责任原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在过错推定原则中，采用的则是举证责任倒置，“即被起诉的当事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而具体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中，由过错方配偶承担举证责任，只有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却无过错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其不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如果当事人不能证明，那么就推定其有过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接受法律的制裁。由此可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才是从保护弱势一方的利益出发，真正的维护了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我国立法应当将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相结合，当受损害一方确实处于举证困难的情况时，发生举证责任倒置。这样，既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