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日前，笔者接到一位律师同志打来的电话，说他们那里的一个商场保安人员与顾客发生争执，商场责令保安对其顾客（女，30岁）进行搜身。顾客不服告到法院，一审法院作出5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后二审终审改判后赔偿5000元。为此，顾客不服，说是要讨个公道……
对此，咨询者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的精神损害赔偿简直是无序操作，无法可依。
细细思量，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为此，我们走访了部分有关人士。
精神赔偿由来不久
张占丰:（司法局干部）
精神损害赔偿的提法似乎是近几年的事。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在司法实践中的名誉权、人身权等案件的固定诉讼请求中出现的。从目前来看这个问题几乎成了类似案件的焦点，也就是说许多官司迟迟难以结案的中心问题，是精神损害赔偿到底赔多少的问题。
据我所知，精神损害赔偿概念的首次提出大约是在1993年左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一次提出了“精神损失赔偿”，到了1998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的第一百五十条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具体解释：“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法人的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公民或法人提起诉讼要求的，应确定其为精神损害。”从这一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案件中涉及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方面的诉讼要求才可以考虑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然而，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诉讼所涉及的民事侵权案中许多人身伤害案件诸如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受到侵害时也有许多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可执法机关又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操作起来的确有一定的难度。我考虑既然精神损害赔偿的提法已较具普遍性，那么就应该组织相关人员认真调查具体实践，摸索出一套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及制定可操作的法规法条。
随处可见的精神赔偿案件
李健:（全国总工会干部）
辽宁省丹东市一位铁路职工的儿子邹炜毅在5个月的时候因受凉而导致腹泻，住进了丹东铁路医院。医生在孩子粪便化验结果尚未出来时即诊断为急性肠炎，开了口服药和氨苄青霉素、庆大霉素等药物治疗，数天后孩子开始异常反应，表情发呆，反应迟钝，哭闹不止，经多家医院诊断为药物（庆大霉素）中毒性耳聋，为二级乙等医疗事故。但丹铁医院拒不承认。孩子姥姥气愤至极抓起菜刀“咔嚓”一声剁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发誓就是顷家荡产也要为外孙子讨回公道。从此，他们全家人奔波在上访路上。其间得到了许多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今年4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这一起长达七年的医疗纠纷作出了终审判决：丹东铁路医院超剂量使用耳毒性药物，导致邹炜毅双耳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属于医疗事故，应负民事责任，赔偿其伤残补助费、精神损害赔偿、医疗费、语言训练费、助听器费等共计838万元。这个审判结束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哄动，有人说赔得多，有人说赔得少，医院方面提出精神损害费打进去多少的依据是什么？众说纷纭，但大多数同情者认为，孩子年龄尚小，耳聋只是目前的症状，今后会不会伴发失哑症或其他什么病症都不好说，而全家人为此所付出的精神的、物资的、经济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但不管怎样的结局都给司法实践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精神损害的估价问题。
精神赔偿的标准
肖志强:（北京市卫生局干部）
去年，湖南省岳阳市人民医院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有一位姓方的乙型肝炎患者于12月15日住进该院传染科。22日上午，医院给其注输丹参645－2液体，当输入20ML时，方感到身体发冷，随即告诉护士后护士未予理睬，当液体剩下30ML时方全身抖动在支持不住情况下找到医生，医生即刻停止输液。后方呕吐不止，处于休克状态，经检查，方的转氨酶升高，血压最低达70／35mmhg，白细胞32．0×10．9，医院进行了抢救后方于2000年1月25日出院。[page]
出院后，方认为由于医院对他的病治疗不当，给他及他的家人身心造成了严重损害，经济上也造成了很大损失。2月26日，方口头向人民医院提出三项具体要求：1．赔礼道歉；2．给予适当的经济、精神补偿；3．减免住院期间医疗费用，但院方认为，方的输液反应不属消法和省消保条例的调解范围。后经市消委的督促、指导，医院和患者方旭多次协商，于2000年3月23日双方达成协议，院方向方旭赔礼道歉，赔偿精神、经济损失费1万元，由医院承担医疗费用，至此这场纠纷画上了句号。
有人说，医院不该赔偿，承担住院期间医疗费用就可以了。因为人的体质不同，有些输液纯属患者体质较差，院方没有用错药就不该赔偿什么精神损害。那么精神损害的程序怎样鉴定价码又根据什么计算呢？
通过这个案例，我个人认为，目前这类纠纷的赔偿与否，赔偿金额为多少，一般都是当事人向被告方提出要求，被告方视自己的经济实力、视自己的同情程度，本着拿点钱尽快了结事态的想法，如果同情心不足，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当事人怕是一分钱也拿不着的，因为这类案件不同于刑事诉讼的被告人在被决定不起诉后，向人民检察院既提出申诉，又提出刑事赔偿请求，而这在司法实践中是有章可循的，只是个申诉、赔偿孰先孰后的问题了。
某省南阳市师范学校教师柳清方在生小孩时，医务人员做缝合手术不慎将一枚直径3厘米的孤形针忘在了柳的会阴部，难言的疼痛折磨了她10年之久，不仅影响了她的工作，还影响了夫妻关系，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多次闹离婚，使她数次轻生。1999年1月，柳状告了南召县人民医院，要求赔偿各种损失（包括精神损害）12．5万元，2000年4月，南阳市中级法院判决被告南召县医院付给原告柳清方一次性补偿人民币3万元。原告认为法律虽为自己讨回了公道，但赔偿数额偏低，柳请方认为，这场刻骨铭心的医疗事故差点毁了自己的家，3万元不可能换回自己10年中所付出的青春、幸福、事业和女性的尊严。但是，医院方认为，柳生育孩子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未因此而减少收入，也没有足够的医疗票据（够12．5万元）。法院无法确认其经济损失。
当然，我还是十分同情柳女士的遭遇，可柳女士认为3万元无法挽回她的损失，但是要多少钱能够挽回来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赔偿只能是象征性的，金钱作为被告方的歉意的一种替代，因此给精神赔偿定一个什么价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
肖云:（某大学学生）
当我们的话题谈论了诸多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价码问题时，我国南方某市又新近出现了一个新鲜事物，请“精神保姆”。
一位置身于商海中的梅女士从20岁起独闯天下，千辛万苦中奔波、奋斗，终于有了属于自己事业的一方天地，但事业成功后，情感失落给她带来了许多烦恼，亲人、父母均不在身边的她想到了也寻个“精神保姆”，于是她花25元／小时的报酬，请来了在某大学当教师的李女士。经过多次交流，梅女士心情格外舒坦，精神面貌也比过去好多了。她觉得自己像是从黑暗中走了出来的人。看来，精神愉悦是无价之宝，精神痛苦也是无价可量啊！
给精神损害赔偿一个说法
张毅冰：（社科院研究员）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都市的一些人开始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对精神生活的渴求相对有所增强。这是人们追求高质量生活的好现象。既然精神生活在某种情况下重于物质生活，那么在一些诉讼案件中提及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是现实的。
对于来势迅猛的精神损害赔偿，国人也相继作出了反应，据说广东省在去年作出了将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低数额定在5万元。《广东省实施“消法”办法》。有关人员认为，在大量的司法实践中许多审判案例表明，公民的权利（姓名、肖像名誉、生命健康）受到侵害时，会给当事人及其亲属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使得经济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带来不同程度的精神方面的痛苦甚至疾病。司法机关运用法律武器，判决侵害人向受害方支付一定数额赔偿金，这里面有积极的一面，是想通过这种手段促使被告人从所犯的罪行（错误、失误等）中汲取教训，从另一个角度讲，通过精神赔偿也使得受伤害方心理得到不同程度的安慰。我想，这是精神赔偿的意义所在。时下最重要的就是应给精神损害赔偿制订一个比较标准的具有可行性的司法解释。我认识的一位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同志曾经对我说过，通过立法来解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似乎已经是迟早迟晚的事了，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只能算是一个司法解释，且显得笼统、简单，不便于实施。[page]
主持人：
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在社会上已经成为大家议论较多的话题之一了，此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成为许多案件无法了结的焦点。为了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为了建设一个更加文明进步的社会环境，让我们共同努力早日给精神损害赔偿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