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全国安全交通日。昨天，鹿城法院发布“交通审判白皮书”，公布去年以来该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判情况，并对审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作出警示。
据了解，去年该院受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件418件，结案433件，其中判决案件150件，调解案件247件，撤诉案件36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该院发现，交通事故案件的参与人普遍法律意识薄弱，相关法律知识不健全，不利于参与人解决相关纠纷。其中，盲目主张赔偿金额和证据存在瑕疵等问题日益突出。
不是想赔多少就赔多少
典型案例：
2011年10月21日，唐某驾驶大型客车，将正常通过人行横道的刘某撞倒致其受伤。经认定，由唐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刘某被送往医院救治，被诊断为脑疝、脑积水。经鉴定，刘某因交通事故外伤后遗症构成一级伤残。
因赔偿金额协商不成，刘某将唐某所在运输公司、运输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告到法院，索赔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合计157.5万余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对于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认为，刘某因交通事故受伤，身心受到重创，但唐某所在运输公司在事后积极予以配合救治，全额支付其在温期间的医疗费及护理费等费用，故法院酌情认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4万元。而刘某对于定残后护理费按照最长护理期限20年计算、交通费、住宿费的请求均过高，认定其合理损失为97万余元。
法官说法：
发生交通事故后，作为受害人一方往往会聘请代理人维护自身权益。但是一些代理人缺乏责任心，不管是否实际遭受损失，把所有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均纳入诉请范围，特别是对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漫天要价，先入为主给受害人一方造成不合理的期待，不仅增加法院调解难度，而且一定程度上激化双方矛盾。
其实，相关法律规定，受害人或者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可以要求侵权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就交通事故案件而言，“严重后果” 一般是指造成受害人死亡的、造成受害人残疾的和其他如事故致受害人流产等特殊情形。而在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时，受害人一方不能感情用事，需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
证据存在瑕疵
想维护自身权益有点难
典型案例：
去年3月11日，刘先生在倒车时，撞上虞先生致其膝盖软组织受伤。经认定，由刘先生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虞先生将刘先生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告到法院。今年1月9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虞先生7430元。
赔偿款拿到手后，虞先生发现伤势不见好转，因为没钱去医院进行治疗，他只能去药店买些便宜的药品。而这笔买药费用，他认为是属于交通事故后新产生的后续医疗费，于是他又将刘先生和保险公司告上法院。
庭审中，虞先生没有提供医院门诊记录，只提供购买药品的药店发票。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虞先生提供的医疗费票据上没有相应病历及医生医嘱佐证，配药的必要性无法认定，且部分票据没有显示药品名称，关联性无法认定。虞先生又提供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定额票据一张，主张这是对劳动能力评定支出的费用，但法院认为这张票据与交通事故没有关联，最终驳回他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谁主张谁举证，这就要求当事人必须提交相应证据来证明自己提出的主张，而提交的证据必须真实、合法，且与自己的主张具有紧密的关联。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受害人一方尤其要注意保管医生医嘱证明、病历、相关医疗费用票据等关键证据，结合这些证据才能证明自己实际受到的损害程度和损害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