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系济南某物业公司职工，2009年4月22日22时30分，李某下班后骑电动车回家途中，被一小型越野客车撞伤。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多发骨折、脑震荡、多处软组织伤。经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事故次要责任。2010年8月13日，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李某受伤为工伤。2010年11月8日，济南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李某属6级伤残。2011年8月2日，李某因要求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未果，向市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决后，李某不服，诉至市中区法院。
法院查明，物业公司在李某受伤前已经为李某办理参加了工伤保险。
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治疗工伤所需费用、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劳动能力鉴定费用、辅助器具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因物业公司已经为李某办理参加了工伤保险，故对于李某主张的工伤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劳动能力鉴定费、检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对于李某主张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津贴，不违反相关规定，应予以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物业公司支付李某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7381.56元、2010年11月至2011年8月期间的伤残津贴9060.51元;驳回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评析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被害人或其亲属不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这主要是考虑到依据刑法对被告人定罪处罚本身就是对被害人精神最好的“平复”和“抚慰”，故不再用经济赔偿的手段安抚被害人。
2、刑事案件审结后不能单独对被告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明确：“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犯罪行为不可避免会给被害人造成精神损害，如果人民法院受理被害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的范围将过于宽泛。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和社会状况的现实角度出发，人民法院不宜受理被害人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但是，这里提起诉讼的对象仅指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并不包含同一事件除刑事案件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侵权人。
3、刑事被害人可向刑事案件被告人以外的侵权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据此，虽然谢某不能对被告人钟某提出精神损害赔偿，但可以向廖某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与我国刑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相违背，且更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工伤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是劳动法律关系，还是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因职业伤害发生工伤精神损害赔偿争议，是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还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工伤精神损害赔偿争议是劳动争议，工伤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工伤精神损害赔偿争议，应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主要理由是：
1、工伤精神损害赔偿争议的主体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是在用人单位从事劳动受到人身伤害的劳动者，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工伤精神损害赔偿产生的原因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受到人身伤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者因工负伤双方形成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是广义上的劳动法。
4、《工伤保险条例》第63条规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得使用童工，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童工伤残、死亡的，由该单位向童工或者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前款规定的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以及前款规定的童工或者童工的直系亲属就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按照该条规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与工伤职工就工伤赔偿数额发生的争议是劳动争议。工伤精神损害赔偿是工伤赔偿，因此工伤精神损害赔偿是劳动争议。
工伤精神损害赔偿应贯彻过错责任原则，即工伤是由劳动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以及用人单位对工伤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或者用人单位的过错对工伤事故的发生只起到次要作用，用人单位不应承担工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工伤事故中，劳动者的过错行为是工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或者劳动者对工伤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以及工伤事故是用人单位故意造成或者用人单位的过错是工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用人单位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1）标准：本单位职工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
（2）要求：医疗机构出具诊断证明，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
（3）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29条第4款。
（1）要求：治疗工伤所需费用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
（2）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0条。
（3）备注：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不是必须到签有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治疗。
（1）标准：本单位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70％。
（2）要求：住院期间。
（3）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29条第4款。
（4）备注：单位没有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参考当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金标准。
（1）侵害人过错程度。侵害人的过错主要是指侵权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一般而言，在因过失、无知或无意侵犯他人精神利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失的情况下，侵权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比故意或恶意侵害他人精神利益造成同样严重的精神损失时要轻一些，即后一侵权人比前一侵权人应支付更多的精神损害赔偿费。
（2）侵权人是否获利，获利数额多少。侵权人如果获得利益了，那么必然地受害人利益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损失，因为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利益是一定的，它总是从这一方流向那一方，那一方流向另一方。同时，侵权人获得利益的多少是与受害人利益的损害成正比的，侵权人获利多，受害人损害程度大，反之，亦成立。
（3）侵权行为的方式、场合和范围。这主要是指侵犯精神利益的行为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场合和范围内实施，会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多少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在朋友间或家庭中等小范围内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与在单位中或公共场所侵害他人精神权益之间；用口头散布与用大小字报、报刊杂志散布侵权言论之间，后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应比前一类侵权行为的侵权人承担更多的数额。
（4）受害人精神受损害的程度和后果。即受害人精神痛苦的轻重。对不同程度的精神损害做出相应的损害赔偿数额，不能对于遭受精神损害的所有受害人不论其精神损害的程度而给以相同的赔偿，这样才能做到公平合理。
（5）侵权行为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不同的侵权行为，由于其各个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的社会后果和社会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大或社会后果严重，则应多赔；相反则应该少赔。
（1）当事人主体的类别。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侵权主体，其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比公民要严重的多，一般应多赔；但是对于知名人士或新闻传播者致人精神损害的后果和影响，虽然比一般公民要严重的多，但是不能多赔，因为这是特殊对待，是对公平正义的曲解。受害人的社会地位不宜作为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标准或参考依据，否则，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鼓励人格不平等的既定事实，这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是相违背的。
（2）社会状况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社会状况。改革、开放的格局使我国物价、工资、公民的收入等可能不断变化。社会现状的诸种因素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影响。因此，它或多或少会反映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问题上来。当前，我国的物价在不断上涨，我们在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时候就不能判定赔偿数额太低，也应该相应地提高赔偿数额。
（3）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精神损害赔偿纠纷若发生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边远山村，几十元的赔偿数额可能就会平息纠纷。反之，若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类似的纠纷，裁判上千元的赔偿数额，受害人亦不一定能够服判息诉。所以，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因地制宜，酌情考虑诉讼时当地的经济状况，结合其他因素，合情合理地确定一个具体数额。
也有人把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即其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时应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加害人的经济状况不能作为考虑因素，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状况条件差，就赔的少，同时，也不能因为加害人经济条件好就赔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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