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受害者收入的高低决定在交通事故中能够获得多少赔偿，这个标准实施起来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比如，撞了盖茨那个档次的人要赔多少呢？更可怕的是，对于司机来说， 如果前面一个西装革履、一个衣衫褴褛，司机无法躲避时自然选择后者。这有诱导侵害弱势群体的嫌疑。
同时，这个赔偿标准也为生命标注了不同的价格。这显然违反了生命权等值的基本法则。正是基于生命等值的认识，安徽省高院前不久宣布：“农村户口的未成年人在城镇上学、生活的，人身损害或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社会舆论普遍对这个“同命同价”的“新规”予以赞赏，被认为具有“零突破”的示范价值。
而山东的这个赔偿标准显然与人们所认同的上述进步之举相悖。再者，受害者们也许创造的财富有多少之别,但高收入和低收入者在被撞伤后接受救治的费用是没有差别的，他承担的家庭责任是一样的。这种相同的责任必然要求同等赔偿的权力。
任何规范社会秩序的法律法规都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不能苛求它最初的绝对公平合理，但我们必须往公正、人性的方向迈进，而不是“倒行逆驶”。
转型国家要改的“旧规制”实在不少，构建和谐社会之诚意，只有在“改”的过程中才能为百姓所认同。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政府正朝这个目标努力。目前，最高法院正在就废止“同命不同价”的司法旧规而紧锣密鼓地筹谋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