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老百姓称之为极刑、处决、掉脑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最近，我和我的刑辩团队办理了一些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案件，当事人家属有咨询死刑执行问题。说到死刑执行，这一下打开了我记忆的匣子。十多年前，我亲身经历的死刑犯被执行的画面立刻浮现到我眼前。我仿佛乘坐上“时光穿梭机”，又回到我干刑警工作的那段时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公安工作。为适应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全国公安机关将“侦审分离”改革为“侦审合一”模式。在这种“大刑侦”的时代背景下，我就被安排到刑警大队工作。

那时正逢严打，公检法部门讲究快捕快诉快判，对社会影响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案件，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死刑执行程序当然也不例外。死刑执行过程非常神秘。死刑执行的具体地点、具体路线、具体执行人员都是保密的。

有一次死刑执行，我作为刑场保卫组的负责人，荷枪实弹带了几名刑警队员，负责死刑执行现场周边的安全警戒工作。死刑犯执行地点是城市郊区的一个小山窝处，距离我的警戒点不到20米。

那天上午，囚车车队从远处呼啸而至，在刑场边停下。早已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被五六名武警押解下车。于其说是押解下车，其还不如说是拖拽下车。此时的死刑犯早已经吓得全身瘫软，不能正常行走，而由两名武警拖拽到指定地点。先由指挥执行的法官当场宣读死刑复核裁定和执行死刑命令，再由一名执行法官对死刑犯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检察官在一旁监督。法医上前在死刑犯的后背用粉笔画出一个鹅蛋大小的圆圈，标明心脏的位置。指挥执行的法官宣布执行死刑，三名执行武警持枪上前先后各开一枪。死刑犯倒地后，法医查验死刑犯尸体，并从各个角度拍照固定附卷。确定死亡后，执行法官就会通知与囚车车队同来的殡仪馆车辆上的工作人员，由他们将死刑犯尸体包裹好，送殡仪馆火化。火化后，再通知死刑犯家属领取骨灰。

那时侯，在执行死刑前，死刑犯能与家属见面吗？能进行临终告别吗？不可能。

现在，死刑案件当事人家属非常恳切地问经办律师，能否在执行死刑前和人犯见面？能否进行临终告别？

这真是个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别说一般的老百姓，就是专业律师也不是把握得很准确。毕竟，现在律师行业当中，愿意办理刑事案件的律师不多，而办理死刑复核刑事案件的律师，更是少之又少。

执行死刑是国家基于法律所赋予行刑者的权力。结束一个罪犯生命前的临终告别，这既是法律问题，更是人权保障问题。在我看来，死刑犯的临终告别权应当是司法人性化应有之义。它体现了统治者对生命伦理的人文关怀。但极其遗憾的是，死刑临终告别权的实现在当下显得力不从心。

2013年7月12日，曾成杰的女儿曾珊通过微博发布消息：“上午我爸爸已经被执行死刑了。我们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一句遗言也没有！”“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哪怕让我们看一眼遗体也成，为什么？”执行死刑不通知亲属是否合情合法？曾珊的微博在网上被大量转载，引发网友评论。次日，长沙市中级法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

的确，我国现行法律中找不到死刑临终告别权相关规定，只是规定于若干司法解释当中。

2007年3月9日发布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的通知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向罪犯送达核准死刑的裁判文书时，应当告知罪犯有权申请会见其近亲属。罪犯提出会见申请并提供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原审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罪犯的近亲属。罪犯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

2012年12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二十三条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罪犯近亲属申请会见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及时安排会见。

死刑犯的临终告别在中国古代称为“辞决”。唐朝《狱官令》记载：“诸决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决，宣告犯状，仍日未后乃行刑。”宋朝时，“每有重辟，必持案谂，囚尔罪应死，尽召家人使相见”。北宋元祐元年的《元丰令》令文：“决大辟时，仍先给酒食，听亲戚辞决，示以犯状，不得掩塞其口”。

可见，死刑犯的临终告别实为中国历代之传统。当然，中国古代死刑“辞决”并非是源自统治者的人权意识，但不容否认的是，“辞决”制度在社会教化功能上关照到了对人犯临死之尊重，关照到了亲情伦理之需求。

死刑执行与临终告别，如同夕阳的余晖，让法律有了一丝温暖，在惩治罪恶的同时，也感召生者。珍爱生命，远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