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被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被告人的禁止令已实施六年有余，而律师是否针对禁止令提出过辩护意见，检察机关在量刑建议中禁止令有无体现，法院判罚禁止令的效果又如何呢，这都是我们需要回顾反思的问题。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条件检索：2011年至2017年，全国共有3308件适用禁止令的案件，且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区域，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为：上海市（1048）、河南省（495）、浙江省（216），而中西部地区适用较少，个别省份适用禁止令情形仅为个位数。可见，法律的规定流于形式，禁止令并未“令行禁止”。望笔者对禁止令实践价值的笔墨重申，能够引起重视。

      一、“令行禁止”有法可依

      如果说重庆那个“超法律”“额外附加”“史无前例”的判决需要偌大的勇气，那现如今只需“看一眼法律”照办就行。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服刑人员，法院可根据情况，同时禁止服刑人员在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为确保禁止令的执行效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又联合出台的《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更是将禁止令的具体操作落到实处，尤其明确了当事人、辩护人、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主体，各自享有的意见权、建议权、监督权以及宣告权。法律的规定无疑是对禁止令的最好肯定，也让此类判决无需再面对学界的批判和饱受擅断的争议。

      二、“禁止令”是理性的正义

    （一）禁止令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要依法严惩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暴力犯罪，着力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对犯罪情节轻微、悔罪态度好、社会危害性不大、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的犯罪分子，在对其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同时，根据犯罪需要适用禁止令，进行因人而异的社区矫正，让其在国家机关的管束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对于积极转化消极因素，从而实现刑罚的谦抑、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二）禁止令是实现社会有效矫正的需要。

      在判处常规刑罚的基础上，针对个案附加相应的禁止令，通过禁止可能影响改造或诱发再犯罪的特定行为，从而与犯罪诱因隔离开来，避免再次误入犯罪迷途。同时在违反特定行为时依法进行治安处罚或者撤销缓刑，形成相应的心理威慑，实现社区的有效矫正。

      这其中包括：禁止从事容易诱发罪犯再次违法犯罪的活动，如财产刑犯罪者禁止高消费活动，金融犯罪者禁止从事证券交易，酒后犯罪者禁止饮酒等；禁止进入与其犯罪密切相关的区域、场所，如引发犯罪的饭店、酒吧、网吧等地点；禁止接触受到犯罪侵害或者是容易引诱罪犯再次违法犯罪的人员，如犯罪中的被害人，有赌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

     （三）禁止令是满足人民朴素正义的需要。

      刑罚不是简单的复仇，是要维护公众内心的那份安全感，更是为了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隐含着诸多以实现正义为追求的复杂目的。因而，正义的判决除了消灭暂时的危险，更不能忽略今后的再犯。恐怕大家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监狱的围墙里关的人越多越好。因为我们都不再迷信以监禁为主的刑罚是最优选择，而是希望通过禁止令等替代措施让犯罪人的生活重新走上正轨；不是一味一时的隔离妨害，而是彻底的消除危险，从而真正满足人们心中那份最朴素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