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崔家由兄弟姐妹五人，其母亲张某于1996年去世，1994年周某口述，崔老大之子小崔代书立下遗嘱文件：今有张某立此遗嘱，关于家产房产的划分如下：前院动产不动产归崔老二所有，后院动产不动产归崔老大所有，双方养老人终生。立遗嘱人：张某。立字人：长子崔老大，次子崔老二，长女崔老三，次女崔老四，三女崔老五。小崔代书遗嘱时崔老大和崔老二在场，崔老三、崔老四和崔老五在屋外等候，写完遗嘱后崔老三、崔老四和崔老五进屋，兄弟姐妹五人均在文件上各自姓名处按手印，并由立遗嘱人张某在自己落款姓名处按手印。张某去世后，崔老大及其儿子小崔住后院并进行多次改建，崔老二则往前院并也进行了改建。2010年崔老二、崔老三和崔老五将崔老大和崔老四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分割张某留下的房产，理由是该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另，崔家兄弟姐妹五人均认可遗嘱时张某的真实意思表示。

分歧：本案的焦点是应如何认定遗嘱的效力，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代书遗嘱存在见证人不适格、代书人未签名等问题，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是无效遗嘱，应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中代书遗嘱随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但经全部利害关系人见证，确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内容合法，应当认定有效。

评析：

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 法律未明确规定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遗嘱无效。

遗嘱作为要式法律行为，其有效设立需要符合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遗嘱作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需要具备的实质要件包括立遗嘱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根据继承法第十七条、十八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本案实为代书遗嘱，依法应当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立遗嘱人签名。继承法第二十二条对不符合实质要件的遗嘱行为明确规定为无效，即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受胁迫或者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伪造或者被篡改的遗嘱无效，当然如果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款的规定，这样的遗嘱也无效。由此可见，不符合实质要件的遗嘱肯定无效，但对于符合实质要件但不符合形式要件的遗嘱的效力问题，我国继承法并未明确规定，而且在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遗嘱无效的情形中并不包括欠缺形式要件的情形。本案中，代书人小崔和五位继承人均不具备见证人资格且代书人未签名，不符合遗嘱的形式要件，但经所有利害关系人见证确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和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故认定本案中的遗嘱无效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

2， 遗嘱形式要件的目的是确保立遗嘱人意思表示真实。近代民法上的遗嘱制度来源于罗马法，并继承了其遗嘱方式强制的传统。罗马法遗嘱方式强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当时遗嘱是家父将家族统治者的地位遗留给继承人的方式，涉及家庭利益甚至社会利益。但近代以来，遗嘱已不再涉及身份继承，仅仅是指定财产继承人和遗赠人。在意思自治得到普遍认可的情况下，遗嘱自由原则得以确立，遗嘱的要式性功能也转变为确保立遗嘱人意思表示真实，防止他人伪造遗嘱。当遗嘱方式强制与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之间产生冲突时，应后者优先，不能一味地强调遗嘱的形式完整性，而侵犯遗嘱自由。本案中，五位继承人均认可遗嘱内容是立遗嘱人口述、代书人代写的，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根据继承法的立法目的和功能，应认定遗嘱有效。

3， 原告要求确认遗嘱无效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张某于1994年订立遗嘱，当时包括三位原告在内的五位继承人均在场见证了立遗嘱人在遗嘱上按手印的过程，知道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五位继承人也在遗嘱上按手印表示同意立遗嘱人的遗产分配方案。订立遗嘱后，立遗嘱人既未对遗嘱进行任何改变亦未有改变遗嘱的意思表示，所有利害关系人均未对遗嘱提出异议。1996年立遗嘱人去世后，崔老大和催老二即按照遗嘱的安排，分居前院和后院，并多次对各自院内的房屋进行了改扩建。然而，十四年后，三位原告却以遗嘱形式不合法为由要求确认遗嘱无效，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法院对此表示支持，则会助涨不诚信的社会风气，影响财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4， 极端地强调遗嘱形式要件不符合中国国情亦不符合时代潮流。在我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对遗嘱的形式要件一般知之不多，对于代书遗嘱、口头遗嘱等特殊遗嘱的形式要件更是缺乏了解，他们通常根据当地的风俗或者习惯设立遗嘱，如在遗嘱上只按手印不签名、让与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亲友作为见证人等。有资料显示，在法院受理的遗嘱继纠纷中，60%的遗嘱被宣告无效，这60%被宣告无效的遗嘱多数原因都是在遗嘱形式要件方面，如立遗嘱人未签名、遗嘱未写日期、遗嘱见证人的数量未达到法定标准、见证人与立遗嘱人有利害关系等等。当然，很多遗嘱被认定为无效，除了欠缺形式要件外，还因为无法证明确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本案中能够确认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仍然机械地认定无效，则会导致司法与百姓生活实际的严重脱节，那法治的意义将不能得到体现。另外，在电子媒体兴盛的今天，公民意思表示的方式呈现出电子化、多样化的特点，比如打印遗嘱、网络遗嘱等，在能确认其为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如果过分地强调遗嘱的形式要件，将严重违反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合私权自治的原则和精神，亦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笔者认为，不能只图便于实务操作而不将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遗嘱一刀切地认定无效，应该遵循遗嘱自由原则，重点查清立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如果法律有明确形式要件规定，则首先根据形式要件进行判断，如果形式要件有欠缺，应由主张遗嘱有效的一方当事人对遗嘱的真实性承担进一步的举证责任。如果有充分的证据可以弥补形式的欠缺，证明遗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则应当认定遗嘱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