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回过头来，可以说，这两个初衷多少都有些一厢情愿。平心而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性话语和性实践的层面，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真正的禁忌和底线。再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一向敏感的禁区，虽然可能是围绕着性的，但说到底却是与性本身无关的，它们属于政治。性更多地成为了社会乱象的病症，它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工具，是权力监视、支配和控制的渠道。性如果出了问题，那只是因为它残酷而真实地暴露了政治社会中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性的话题层出不求，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资和娱乐，而且，围绕性而展开的各种扭曲的权力运作，以及因为性而展现的各种惨烈的社会生态，都在不断向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发出悲凉地质问：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资格以人的身份存在于世。下面，就是我做出以上判断的一些事实依据。当我们这学期在课堂上讨论一个个法律与性的专题时，现实的世界也在不断上演各种活生生的与法律和政治有关的性事件。尤其是最近的一两个月，这些事件简直是在密集地发生：

  在山西太原，一煤老板在酒店吸毒嫖娼期间，陪同小姐因吸毒过量猝死。全国政协委员郝建秀帮助其掩盖真相，疏通公安部门和医院出具虚假死亡证明和病历，没有通知家属立即火化尸体。处理过程中，大约有360万元的利益输送。

   在浙江永康，包括市人大代表和当地知名企业主在内的数人，嫖宿、包养了3所学校的20多名学生。

   在河南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奸淫幼女近百名。他利用社会闲杂人员及在校学生，引诱或威吓未成年女生，并通过网络诱骗别的少女。为了不引起怀疑，他编造自己是永城税务局领导并且单身等谎言。李新功开一辆黑色无牌照汽车，每次都是在车中作案，情节恶劣，非处女不要。任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都无法阻止其兽行。有的孩子哭求他说：“我才13岁，叔叔别这样呀!”也无济于事。受害幼女中，最小的11岁。

   在甘肃陇西，小学教师刘军红以检查作业、背词语为名，强奸8名女生，最小的仅9岁。一11岁受害女生说，每到考试结束“老师就要干那个了”，基本形成了轮换制度，“我被老师欺负了多少次，自己都记不清了。”

   在吉林松原，一青年因下载黄片到电脑上看，被公安局拘留15天并处罚款3000元。

   在江苏南京，家暴事件一年后的李阳仍然认为自己是名好老师，其疯狂英语讲座遭遇反家暴志愿者的疯狂抗议；

   在陕西镇坪，这个发生过周老虎案件的县城，妇女冯建梅因为交不起生二胎的四万元罚款，被当地计生部门黑头套并强制引产，7个月的胎儿被毒死腹中，排除体外。看着放在床头的血淋淋的尸体，母亲冯建梅精神几近崩溃。

…………

   从纯粹的法律社会学的角度，这些此起彼伏的与性有关，而且更与权力有关的个案，真可谓是一片学术的富矿。然而，除了沉重，这里没有任何欣喜可言。面对痛彻骨髓的真实，我感受到的是无所适从。学术是描述和解释，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可是，在这个时代，身为剧中之人，我常常竟不知道该如何记录，因为生活一直在超越我们想象的极限。现实中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让法律和社会科学，显得莫名地滞后、无力和无解。在惨无人道的事件面前，我无比理解并珍惜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心中所自然生发的那种痛感和愤怒，因为它是良知残存，热爱生命的表现，但是，我却深深知道，情绪式的宣泄和讨伐，根本不足以改变沉疴已久的现状。我更担忧的是，经历得多了，人可能变得麻木；陷于苦难太深，人也容易走向绝望。

   我不愿意麻木和绝望，也不相信生活不能变得更加合理。愤怒之外，必须开辟出路。所以，我知道，我们有责任面向现实而思考和行动。我也明白，对问题的探讨肯定是有意义的，尤其是从学理层面的追根溯源。没有这样的探讨，就没有构建新秩序的可能。学术不是政治，但它必须指向和回应政治这一重大的现实。在性的领域，这一点照样不容回避。这学期我们讨论的法律与性的不同专题，都有着普遍而共通的性质，像那裸体的权利、持有色情物的权利、儿童的性保护、同性恋的权利、婚姻与性的道德争论、卖淫合法化的争议、人工流产中选择权和生命权的争议、色情物品的伤害和后果的争议、女权主义关于男女平等的论战等等，不仅西方有，中国也有，甚至更吸引眼球。只要看看每年两会有关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和卖淫合法化的提案及其引发的热烈讨论，我们就可以窥知一二。

   然而，透过上面所列举的那些或荒唐或残忍的个案，我却感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滋味。尽管在性领域，西方和中国所讨论的似乎都是同样的如何争取性权利的问题，但二者关注的问题焦点，其实又是何等的不同。在这个国家，我们也一直在争论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落实，但却不得不困顿于虐待罪的规定可能对家庭暴力中的故意伤害所提供的保护；在这个国家，我们也担忧包二奶和第三者对于和谐的婚姻伦理的冲击，但却每每陷入道德化治国所导致的法治权威丧失的困境；在这个国家，我们也在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但却常常纠结于嫖宿幼女罪的善意立法初衷在实践中所带来的特权和不公；在这个国家，我们也必须面对人工流产的正当性问题，但那与人的自由和自主根本无关，因为我们面临的仅仅是公权推行计划生育必然产生的野蛮和残暴。所以，美国女性争取的堕胎权和中国妇女面对的强制堕胎，这中间的差距，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和冰火两重天的体验。我们也在争取属于我们的人权，但是，我们就是我们。

   洞察这些真相，需要具备人性的常识，但也需要借助学术的视野和穿透历史的眼光，帮助我们打开尘封的理性与良知。他乡不是故乡，但他乡可以成为故乡的镜子。在性的普世宣言中，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隐藏在性背后的不同的政治。

    在美国，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了著名的《性的政治》一书。在那个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作者发出了政治女性主义的宣言。该书对性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在性这个充满主观臆断的领域，作者看到了性行为的描写所体现的强权和支配，她指出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追求女性的平等和解放。米利特看到，禁锢我们自由的有三个囚笼：一是那些伟大的人物，包括教士、官员、名人等等，他们代表了道德，代表了传统的力量；第二个囚笼是国家的强权，它代表了意志的扩张，代表了暴力、征服和剥削；第三个囚笼则是性。它代表了欲望，代表了精神和肉体对人性的双重压迫。传统和强权在性这里得到了集中的炫耀。所以，要通过在性方面的维权斗争，彻底打破道德和权威的神话。

   从米利特的著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她所处的时代和国家，对于性政治进行反抗的方向和旨趣，与我们今天的中国存在巨大差异。在我们这里，性、道德和国家强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在我们这里，性的压制和性的张扬两个极端如此奇怪地共存，服务于稳定和谐的需要；在我们这里，重要的已经不再是男女平等的尊严，而是男人和女人在强权面前同样的肉欲化、工具化和非人化；在我们这里，通过谋杀正常的欲望，放纵不正常的欲望，比如自上而下的暴戾之气，比如对赤裸裸的利益和权力的追逐，强权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统治力量，证明了强权就是强权。

   在法国，自1976年直到1984年因艾滋病去世，福柯穷尽一生心力写出了三卷未完成的《性经验史》。在福柯对性的全面的谱系学考察中，他发现了政治权力运作的奥秘。福柯找到的是一条独特的拯救的道路，他认为“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它分散于社会，属于每个人。因此，要在动态的关系和策略中把握权力。福柯一直期盼个体成为不断创造和更新的人，反对任何身份和标签。他始终认为，标志人的主体地位的，是一种实践，无论是性的实践还是其他实践。换言之，使人具有主体地位的，不是人的所有（what I have），也不是人的所是（what I am），而是人的所为（what I do）。因为人的所为，每一天都和过去不一样，都会为生存美学开辟新的可能性。权力不是恩赐，尊严在于自由，所以必须以“权力对抗权力”。福柯的生命哲学真是振聋发聩、激荡人心。

   但是，从福柯的洞察中，我再一次看到了政治生态的不同。在中国，“人是什么”，似乎仍然是一个身份未定的遥远问题。无论福柯对权力的批判多么激烈，也无论他的个体行动多么的独特，他仍然不可能明白，在中国，争取人权的斗争是如此的悲壮，权力与权力的碰撞是如此的惨烈。福柯提出了必须保卫社会的口号，这在中国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在中国，在淫秽色情物的管制领域，在婚姻家庭领域，在计划生育领域，在卖淫嫖娼领域，在强奸等性犯罪领域，最为可怕的危险并不在于性自由遭遇的禁忌，而是在于借助道德禁忌的推波助澜，公权力毫无阻碍地大行其道。以经济发展的理由、以道德纯洁的理由、以和谐稳定的理由，生存权、隐私权、尊严、生命，都遭致随意的侵犯。神圣的东西在政治权力的眼中并不具有神圣的价值。在这里，道德的多元只是假象，我们无法像福柯那样，自由自在地探索自身存在的伦理可能。因为，在这里，伦理早已被政治湮没。

   幸运的是，从性这个肉身的领域，我们仍然可以期盼精神之花的强劲绽放。只要我们知道，人生不仅有沉沦和迷醉，还有独立和超拔，我们就有理由尽力争取灵魂的自由。这就是我们对尊严政治的期盼。性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生死抉择的重大政治问题。只要我们有着对生命的热爱，并有着开阔的眼光和真诚的内心，我们就可以从对性的研讨中，重新发现政治，发现人性，发现自我。无论多么严酷的苦难，我们都应该有理由相信，性本该是有趣的，政治本该是美好的，尽管性和政治，都不是人生的全部。

   我们终于无比欣慰地完成了一学期的课程。我知道许多人曾经怀着害怕被带坏的忐忑，甚至因为这份忐忑而很少到课，好在大家担忧的事情似乎并未发生。相反，你们如今可以更加坦然地面对沉重的肉身，投上神圣的一瞥；并把其中的荒诞，化作祝福的功课。性的确是与我们的幸福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为能开设这门课而自豪，尽管开设这门课，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需要想到，然后做到即可。作为大学生，你们更应当有开放的心态，不必自我设置禁区和偏见。对于性和爱的问题，对于法律、政治和正义的问题，对于生命中的诸多问题，我们都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也不需要唯一正确的答案。最要紧的是，课堂和人生一样，处于某种开放的未完成状态。学术和大学的意义，就在于面对现实，自我教育，并且不放弃任何拷问知识和内心的机会。有了这样的塑造，我们才会拓宽生命的边界，使自己变得有所不同。不是吗？我们虽然开设的是《性与法律》的课，但我们从这门课中收获的，难道仅仅是性与法律的启蒙知识？要知道，所有的知识都会过时，真正决定人生成败的，是一个人的眼光、思维习惯和对生命的热情。人生中的困难及问题往往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不要忙着为了提前寻找答案和职业，而把自己定性和定型，从而缩小了开发自己潜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