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年底，高艳（化名）因通过网络销售二十件“XX胶囊”先被某地药监部门行政处罚，后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察，2013年11月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其刑事拘留后被批准逮捕。在侦察完毕，进入法院庭审阶段后，其父亲为其聘请了李政律师作为其刑事辩护人。

接受聘请后，李律师认真查阅了该案的全部卷宗，并数次会见了高艳，对整个案情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2014年2月某县检察院以高艳涉嫌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货值45万涉案价值特别巨大，起诉到法院。根据《刑法》一百四十条，第三项之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由于物价部门将涉案假药评估为45万元，按照此量刑标准，高艳的刑期不会低于五年，而且会面临近50万元左右的罚金。在收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后，李律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归纳出了《起诉书》几处法律缺陷。1、首先，检察机关对高艳所犯罪行定性错误，高艳经销的是“野驴壮阳胶囊”，伪造是药品批准号，应定性为假药，其罪名应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2、在侦察阶段，由公安机关委托对药品进行了价格评估，评估结果为该批假药价值45万元，而市场上并无此种药品，价格评估显然过高。据此李律师向法院提出异议，最后经过法院相关刑事审判专家研讨，最后采纳了李律师的观点，并将该案退回检察院重新审查起诉。后该检察院后依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以生产销售假药罪重新进行了起诉，同时在将该批货物以假药重新送物价部门评估后，因市场上无此类药品，也无类似产品，最终确定对其价值无法进行评估。

2014年4月，该案正式开庭审理，在法庭上李律师提出该案所有参与者：从药盒的印刷者、假药粉的配制者、假药的包装者再到高艳，均被捕到案，只有最重要的假药的神密买家未到案，认为此案是“钓鱼执法”的结果。即某行政监督部门为查处生产销售假药的犯罪行为，故意派出人员，以预付定金为诱饵，诱使高艳去生产销售假药，待这批假药发到物流公司后，立马查封并移交公安立案，然后实施抓捕。生产销售假药固然可恨，可是钓鱼执法明显违背了行政法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其执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李律师从行政法的“法无明文规定即为禁止”的基本原则论述了钓鱼执法的危害性和非法性，指出人性的弱点就是趋利而忘义，执法部门故意将不法诱惑放在一个涉世未深的年青人面前时，其实就是在引诱犯罪，执法部门过错明显。同时指出，该批假药最后并未进行销售，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案发后高艳认罪态度好，并主动检举揭发涉案的其它人员，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将为假药设计印刷包装的吴某、加工生产假药的胡某一一抓获到案，特别是胡某长期从事假药的加工，并销往全国各地，数量巨大、危害严重，此可以构成立功；同时高的家属还积极缴纳了罚金，李律师建议法庭对高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处以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以缓刑。法庭最后大部采纳了李律师的辩护意见，高艳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二万元，比原起诉预期刑期少了四年，收到了良好的刑事辩护的效果。

李律师点评：

刑事辩护难度大，可操作性差，是律师业务的一个难点。但通过此案的办理，我认为刑事辩护突破的关键点还是要依据事实紧扣法律，将法律灵活运用，依据法律据理力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