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迎来3周年，社会上关于上调起征点的呼声再起。有人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有人认为，起征点并非越高越好，也有人担忧“一刀切”会影响公平。
有分析指出，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涉及法律修订，如果每隔两三年就要修订一次个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立法成本太高。专家建议，个税法要确定一套相对稳定的调节机制，与物价、居民收入水平等挂钩，以后依据机制进行定期调整。
提高起征点呼声不断
9月1日是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3周年，担负着“抽肥补瘦”、促进社会公平使命的个人所得税似乎很难达成所愿。
财政部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完成2136.73亿元，其中，工薪所得税收入1308.05亿元，占比为61.21%。2012年个税总收入为5820亿元，而工薪所得税3577亿元，占比为61.46%，工薪阶层多年来稳定地承担着缴纳个税的“主力军”角色。
个税起征点已多次提高，2005年，扣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7年从1600元上调至2000元，2011年9月1日，扣除标准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9级超额累进税率结构修改为7级，相应的级距也进行了调整。门槛虽然在提高，但再度上调的呼声未曾停止。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呼吁，税负太重让很多中小企业根本承受不了，应降低税率以减轻企业税负，提高个税起征点到1万元来增加员工收入。
宗庆后表示，因为目前城市里大学毕业的工薪阶层收入大约在5000元左右，3500元以上就要交个税，企业与个人社保基金缴纳比例要占收入的40%多。企业给员工加了工资，提高了收入，但其中一大部分被社保与个税拿走了。
在每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曾表示，按照通货膨胀的比例来算，个税的起征点应该是3万元，而不应该是3500元。这个建议和现在的个税起征点相差近10倍，曹德旺坦言，提高到3万元有点不现实，但至少调整到1万元以上。
固定扣除额也被广泛质疑，依据物价水平、居民收入等变动因素定期调整呼声也很高。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建议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 3500元调整为“个人所得税起征参考点为5000元，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辖区财政实际情况最多上下浮动1000元”;同时，每两年进行一次依据宏观经济形势、物价水平、居民收入变动等各种综合因素的权衡，以确定新的个人所得税起征参考点和浮动范围，并形成制度化的操作规则。
据悉，美国个人纳税额有两种扣除方式：个人扣除和标准扣除。纳税人按照最后申报的年所得收入扣除上述两种费用后进行纳税。其中，个人扣除是和CPI联动的。以制定税法的年度1992年的个人扣除额2000美元为基准，今后每年的CPI超过1992年CPI的百分比为增加量，两者相乘得出本年需增加的可抵扣额度。假设2005年的CPI超过1992年50%，则当年需要增加的可税前扣除的额度就为3000美元(2000+2000×50%)。这种做法更能真实体现一个公民的真实收入状况。
“一刀切”征税引质疑
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居民的生活成本区别很大，一线城市生活成本高，“一刀切”的征税方式受到了不少质疑。有人认为，如果是在三四线城市，目前3500元的起征点，可能并不算低。但是，如果放在一线城市呢?
以财政部的计算方法，根据各省直辖市最新公布的2013年统计公报公布的人均年度消费支出数据，按职工人均负担1.9人计算，东部部分地区城镇职工人均月消费支出已经超过3500元的个税免征额。其中广东2012年数据也已经达到3600元以上，浙江省去年月支出为3740元。北京、上海、天津2013年城镇职工个人负担月均消费支出分别为4225元、4528元、3514元。深圳月均消费支出4633也远超个税免征额3500元。
长期以来，我国在个税征收标准上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即不管各地的物价指数、消费支出高低的不同，都采取相同的个税征收扣除标准。有人指出，这种做法显然与现实的情况不符，与税负公平的宗旨相悖。以起征点每月3500元的收入为例，这样的收入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可谓极为普通，只能解决基本的生活和温饱，而在西部地区，每月3500元的收入足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沿用统一的的个税起征标准，税负的公平何在?
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库系统数据显示，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居住消费支出为1745.1元，折合每月145元。按照统计局口径，每个月145元的住房支出包括：水电燃料费、住房装潢支出、维修用建筑材料支出、租赁房租、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和维修服务费等。值得注意的是，公众最关注的购建房支出以及自有住房虚拟租金并未包含在内。
一家网站的调查显示，月均住房支出在200元以下的被调查网友比例仅为2%。这与统计局的人均数据差距很大。统计局表示，在调查样本中，自有住房户比重超过80%。对租房户而言，他们的住房支出较大，除支付房租外，可能还要支付水电费、物业费等。但自有住房户不同，他们不需要支付房租，只需支付水电费、物业费等。由于自有住房户占绝大多数，因此，将两类住户综合在一起，计算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实际支出就与人们的感觉有一定差距。
有学者对采用按照人均居住月支出仅百元左右的标准计算免征额提出异议，认为这一计算方法与实际居住支出有很大差距，远低于实际支出。如果采用实际的居住支出，个税免征额将大幅提高。
有学者提出，由于工薪所得的扣除因素单一，没有考虑抚养人口等家庭负担因素，对抚养人口较多的纳税人不公平。这也是一种“一刀切”。学者建议，个税应该改为按家庭征收，根据纳税人的赡养、抚养、就业、教育等情况确定免税额和扣除项目。
据悉，在德国，人们会对家庭负担有一个精确的计算，他们不仅会区分单身、已婚无孩子、已婚有孩子等基本状况，更会对孩子的教育费用，家中是否有特殊支出等进行计算;在英国，夫妻可以选择按个人或者以家庭为单位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已婚者的配偶没有工作，很多人都选择以家庭为单位缴纳个人所得税;在日本，政府实施“所得税扣除制度”，将纳税者本人生活所需的最低费用、抚养家属所需的最低费用等免征所得税。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曾表示，简单地提高起征点的做法并不公平，不能体现每个家庭的差异。一个人一个月挣5000块钱不多，但自己生活还不错，如果一个人挣5000块钱同时还要养一个孩子就很艰难。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改革个税光调节起征点，这不能根本改善局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大树表示。
在我国个税制度中，应税所得项目包括11个，但工资薪金所得税一直在个税中占有较高比重。专家认为，个税之所以沦为工薪税，是因为只有工资可以顺理成章地低成本课税，其他股息等收入征管难度较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近年来国内舆论对个税改革主要聚焦于免征额，过去10年个税改革也一直在围绕着分类计征的分类科学标准打转，而事实上，这都仅仅是个税体制的一部分。个税体制改革，仅仅围绕免征额和分类标准做文章，是社会对个税体制认识的误区。
北京一家税务师事务所负责人指出，很多富人通过聘请税务顾问进行税务筹划，从而达到少交税甚至合理避税的目的。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军认为，要想真正实现利用个税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需要以家庭为单位缴税，进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税改革。
楼继伟表示，下一步要做的是把分项征收改成综合所得税。要把所有的收入综合计算，同时考虑支出，包括基本支出，有没有赡养、抚养方面的负担，有没有再教育的需求等。
据悉，所谓综合所得税，是指对纳税人个人的各种应税所得(如工薪收入、利息、股息、财产所得等)综合征收。这种税制多采用累进税率，并以申报法征收。其优点是能够量能课税、公平税负，但这种税制需要纳税人纳税意识强、服从程度高，征收机关具有完备的信息管理系统和先进的征管手段。
有专家认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改革多年未能推进的原因有三。其一，综合所得税征收的前提是需要建立纳税人信息的综合信息化平台，包括纳税人信息的收集、纳税人识别号的建立等等。其二，利益集团的阻碍。如果实行综合所得税税制，意味许多高收入人群将多纳税，逃税也将变得不再容易。其三，共识上的障碍。许多观点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应当重点依赖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提高直接税的条件不足。
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个税作为直接税的一种，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对于提高纳税人的主人翁意识，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专家建议，个税改革应多途并举，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扭转个税“逆向调节”现象;另一方面，改按家庭、按年征税，即尽快启动综合所得税改革，建立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