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来连务工的丽丽(化名)于2014年12月入职我市某科技公司，双方签订为期3年劳动合同，月工资2300元。2015年8月27日，丽丽填写了员工移交单，移交单注明离职形式为结构调整，并于当天离职，该科技公司向丽丽发放了8月份的工资及补偿金3200元。次日，公司又开具退工单和以“双方协商一致”为由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今年4月，丽丽向大连市沙河口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与科技公司恢复劳动关系，并支付拖欠工资及同期社保费。
经过庭审发现，丽丽是在离职当年8月16日经诊断确诊为怀孕，又在同年10月18日登记结婚。但在当年8月27日与公司办理了工作移交，丽丽填写的移交单清楚反映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情况和方式。公司还在非发薪日支付丽丽当月工资，丽丽亦领取了补偿金并工作至该日，次日公司又开具了退工证明和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上述事实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属协商解除。仲裁最终对丽丽要求与科技公司恢复劳动关系请求、支付拖欠工资及同期社保费均不予支持。
仲裁员表示，“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女职工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劳动关系可以解除，但是公司对此应负有举证责任。此外，法律也不禁止按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丽丽属未婚先孕，但该行为不受劳动关系解除的制约。孕妇本应受到《劳动法》的保护，法律规定在女工怀孕期间，单位不得解除与孕妇的合同关系。丽丽与科技公司劳动关系解除系协商解除。丽丽在劳动关系解除之前已经确诊怀孕，但丽丽在明知自己怀孕情况下仍与科技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可视为丽丽对行使权利作出的放弃处分，该处分是丽丽真实意思表示，具有约束力。现丽丽没有证据证明签字解约是出于重大误解或是科技公司有欺诈、胁迫的行为，仲裁委员会最终裁决丽丽败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