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于违法行为标准界定的不足。
根据《会计法》第四十三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五条：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及其他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什么是虚假财务报告，如何认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财务会计专业人员通常是以专业标准为依据，只要按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规定进行了会计处理，得出的财务报告就不应认定为虚假会计信息，即使这个财务会计报告与事实、结果不符;非专业人员则通常认为，只要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内容与事实有所出入，那么该项会计信息就应该属于虚假信息。如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就容易引起法律冲突。另外，会计违法达到什么程度构成犯罪，规定亦不具体，比较模糊，这就给具体的司法审判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民事责任规定的不足。
1999年修订的《会计法》第6章“法律责任”中基本上是围绕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展开(尤其是行政责任)，而对会计违法损害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民事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却没有涉及。也许有人会提出会计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应由民法加以规范，然而，就平等主体关系的法律调整来说，民法处于普通法的地位，它对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供给只能是“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性的，而对特殊领域尤其是“公”“私” 兼顾的法律调整领域，如商事、环境、会计等的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规定还须特别予以具体化和特殊化，这是市场经济关系日趋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必然要求。《会计法》是关于会计行为和组织的核心法律，它的相应条款应为民法和其他同一层级的法律规范(如公司法、证券法等)提供法律判断标准方面的会计专业技术支持。在实务中，由于会计法规民事赔偿制度的缺失，导致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使用者遭受到经济损失时，难以获得民事赔偿。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有一些会计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但却比较笼统，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会计违法行为，损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如果没有民事赔偿的规定，这不仅对受害人是不公平的，恐怕对侵权人也没有有效的法律说服力，这对诚信社会的建立也是不利的。
(三)对于会计法律责任主体承担责任规定的不足。
根据《会计法》第四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第二十一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还须由总会计师签名并盖章。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由这两条可以看出，单位负责人对单位的会计工作及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但根据其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三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前款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可以对单位并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四十四条：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前款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通报，可以对单位并处五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我们可以看出并没有规定单位负责人应承担的具体责任。这样，当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时，作为单位会计工作的责任主体，即单位负责人，追究其法律责任就缺乏法律依据。出现这种无法追究的局面，会使《会计法》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大打折扣。因为，法律的实施是以其强制力为保障，这种强制力主要体现在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上。
